本文所属专题：画家崔晓东艺术专栏  

从总体上看，拟古和写生是晓东先生山水画的两项表现境界，不过，我们必须注意，正是在晓东先生将“新写实主题性人物画创作”的美学方法和表现手法援引进他的山水画创作之中，所以才使得他的拟古和写生双向显现出了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崔晓东所取得的成就，就古代经典绘画文本研习而言，一方面，为他在自然山川中的写生提供了丰厚的技法语言；另一方面，也使他通过经典作品而深入到传统绘画画理义谛的堂奥。由此，而使他的一些近似“四王”那样的拟古之作具有了图像阐释学意义上的文化意义。这就是说，就他的一些仿古翻新之作而言，在这方面，他已经超越了对历史图像文本的解读，而使他的努力闪现出合古今于旦幕的思想的光辉。

崔晓东的那些令人眼目心爽给人以轻松而灵秀美感的仿古之作，实际上是他特有的文化信念意指使然，其意义指向于传统从文化精神在当代文化时空的重建。这是一种看似简单，实则极为艰辛的工作，崔晓东以二十年不懈的努力，探究传统绘画文本的精神，由此而上溯蕴涵在古代经典作品中的人文精神，从而使他的这些仿古之作在我们这个追求物质解放的时代，散发出了中国古代文化中蕴涵的崇尚精神自由和心灵解放的光辉。

崔晓东2006年画的一幅山水，极似元人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其实这是在纵向上将古代董源、巨然，自黄公望一系的山水做了源流的考辨，并以解构语言的方式，再造了一个近似与《富春山居图》的境界相近的画面，不过，这幅题款为“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43cm×66cm）的山水，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古人对淡泊而明志的向往。

崔晓东的仿古之作，还有山水条幅《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36cm×34cm，2006年）、《夏日到处雨复雨，访客归来山又山》（136cm×34cm，2006年）、《桂林写生》（33cm×43.5cm，2006年）等作品。这些仿古之作，其实都是高水平的艺术创造，从崔晓东的这一类仿古之作中，我们可以发现，通过摹古、深入古人的精神境界，与古人进行心灵与思想的交流，实际上也是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因为能够在一个超越现实的时空与历史上的高人逸士进行思想的交流，而具有了净化自我心灵的作用，这种作用于画家可以使他的心灵日见高洁；而对于欣赏者而言，欣赏这样的画，同样也能进入一种与古人对话的活脱脱的境界之中。这就是崔晓东仿古之作的精髓所在。与“四王”的摹古相比，崔晓东的摹古之作有着和而不同的更高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因为他不是四王式的总结历史文化遗产，而是依据现实文化需要的再造。

在当代，似乎还没有一个画家能够对古代经典文本的研究和学习有这样清醒的担当意识。而对于写生，在当代山水画家中，也很少有人能够像崔晓东这样，把它（写生）与20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主题性绘画”联系起来看待。于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看待”，所以，不仅他的仿古之作具有不同凡响的价值指向和意义，而且，他的写生也因此而显现出了喻教于乐式的“成教化，助人伦”的价值和意义。

崔晓东早期的写生，以“物随心转”为特征，这是一种让自然山水经过心灵的过滤，而呈现出中国水墨笔墨肌理之美的图像显现。在这样的图像显现中，以往他在写实人物（如1981年作于中央美院的《人体写生》）方面的造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画面的空间层次，在他运用自由而疏放的笔墨表达中，有了咫尺重深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二、三十年下来，崔晓东终于在两端双向深入的艺术道路上，取得了另人叹为观止的成就。而他的这些成就，通过苦行僧式的努力，发展到今天，终于闪现出了一种先知先觉般的思想光辉，不可等闲视之。

这就是说，如果把崔晓东的这种具有咫尺重深感觉的画作，如《云蒙山写生》（41cm×34cm，2004年），与他的仿龚贤的作品做一个比较，《如小楼一夜听春雨》（34cm×45.5cm，2004年），可以明显的看到，他的写生之作不仅具有引人进入身临其境的特别美感，而且还有了自然山水本身所具有的生动性，这种生动性是依靠古人经典作品和凭空想象所难以获得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由，长期以来，崔晓东一直对写生有着饱满的热情，几十年深耕不惰，深入自然。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画坛出现了追求风格主义的趋向，一个画家如果追求风格主义，而具有了自己的特殊的符号系统，无论艺术水平高低，都会得到人们的赞扬，即便是因为丑陋邪怪，也没有人愿意被人认为“老土”，而去非议这种丑陋邪怪。在这种情况下，崔晓东坚持了对“正大清和”气象的追求，这种追求不是“时髦”之风，因此而处于边缘状态。这似乎是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寂寞，然而事过境迁，我们发现崔晓东还是在自然温暖的怀抱中满怀兴致的走了过来。于今，当我们再一次欣赏崔晓东的这些写生，我们便发现，他走过了一些以白话语言表述自然之美，进入到以文言语言表述自然之美的境界，他的写生之作，如太行山写生《太行深处》（33cm×43.5，2006年）、《太行山写生》（33cm×43.5，2006年）、《太行山》（33cm×43.5，2006年）、《山村深处》（33cm×43.5，2006年）、《晓东写生》（33cm×43.5，2006年）、《太行山写生，河南辉县》（33cm×43.5，2006年）、《太行山写生，中秋》（33cm×43.5，2006年），桂林写生《人间仙境》（33cm×43.5，2006年）、《阳朔遇龙河写生》（33cm×43.5，2006年）等作品，更是或是白话叙事，或是以文言兼备乃至已纯文言叙事的优秀代表。

崔晓东的写生，笔墨来路清晰，这种清晰主要是自然山水的形象通过他心灵知识之网的过滤，而具有了源于自然真实的程式化铺排的特征，这种铺排是一种源于自然而能够意在笔先、从容不迫的用笔方式，无一废笔、赘笔、糙笔。于是，他的画面也就由此而具有跌宕起伏的韵律，以及或高亢、或悠扬的“视觉声响”。

崔晓东是一个性格平和的人，但他也是一个柔中带刚的人，他祥和而温雅的气质中，有着中国古代文人特有的那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君子不可以不宏毅的刚强。所以，他画面中的那种视觉印象，令人观之，似乎具有一种多音部同时进行的打动人心的和弦效果，这种效果在他的太行山系列、桂林系列中显现的极为充沛。

崔晓东还是一个作画先做学问、作画先做人的人，从他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画中的笔墨技巧决非是形而下的气，而是一种具有精神内涵的形而上语境中的笔墨，我们可以称为上层建筑笔墨，也可以认为他的画面，是以形而下的笔墨建构出来的形而上的精神结构。于是，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崔晓东因其扎实的写生功底，而使他的绘画超越且包含了文人的精神实质，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审美实践历程，崔晓东经过二十年的攀登，已经攀上了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