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的最好方式就是熬着，忍受各种各样的煎熬”

记者:小说中的“姑姑”让人印象深刻。但她扮演的更多是一个时代代言人的角色，自身几乎是没有主体性的。之所以我会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从一个乡村接生员，到成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再到晚年的悔悟，姑姑几重身份和角色的转换之间缺少必要的过渡。我想这可能跟叙述人蝌蚪的限制性视角有关，就像您自己所说的为了表现长达六十年跨度的故事，只能摘取姑姑人生的精彩片段。然而，片段是精彩了，但连接片段的线索却断了。您以为呢？

莫言:这是小说的矛盾。因为着力于塑造人物，太多展示时代背景，就会偏离主题，显得没必要。写小说第一稿的时候，这种转换和过渡比较弱。尽管，姑姑到晚年也有些变化，她做的一些“违规”行为也透露了她复杂的内心世界。所以，在剧本里面，我对姑姑的角色转换做了补充展示。姑姑跟蝌蚪一一回忆了三个女人临死前的话。通过三个女人濒临死亡时的三句话，表现了三种心境。一是刻骨的仇恨，一是无奈和痛苦，一是让人听之欲哭的谢意。姑姑也由此意识到生命的可贵。

姑姑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她身上强烈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可以说她扮演的是一个时代代言人的角色。其实，不仅是姑姑，我们那代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一切听从党和国家的号召，党和国家要求我们做出牺牲，我们不假思索就会这么做，有了这么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自己个人的意志就给消解掉了。姑姑迅速地从接生员转入计划生育执行者的角色，也就很好理解。

记者:叙述人蝌蚪这个人物融入了不少您自己的情感体验和精神历险。这个形象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他是叙述人，是他的讲述串联起了整个故事。还在于正是透过这个人物，您毫不留情地剖析了当代知识分子卑微的灵魂。但遗憾的是，在给杉谷义人的信中，我们看到了蝌蚪的“反思”和“忏悔”，在讲故事的正文中，读者看到的却是一个像话痨一样沉浸在故事的讲述中，不断退缩和妥协，缺少反思能力的蝌蚪。我想，您是否有意在双重文本中塑造出不同的蝌蚪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