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换个角度，艺术实践者和研究者如能建立良性的沟通，至关重要的是后者的解读不是先入为主地拿体系和框架来肢解人家的创造，而是沉浸在作品从内涵到形式的整体格局里，用自己独特的感受力、理解力和想象力来为作品提供一次全新打开、释放和焕发其神采 的 可能和契机，而这样高水准的鉴赏确实是凤毛麟角。所以我觉得用理性过当、智性欠缺、感性匮乏来形容当今的中国文艺研究和批评，大概并不为过。不客气地说，我们的艺术研究倘若还是重复在学院体制里，用西方的逻辑模式和生硬的术语阉割活生生的艺术创作的话，倘若还是缺少感觉的支持，现场的梳理，而只凭木乃伊般的僵化史料来分析精神生产的模式和规则的话，那么创作和批评的良性互动就基本无法实现而只能半途而废。

许多时候，哄抬炒作之风已然淹没和覆盖了具体文艺作品的货真价实。不必讳言，许多艺术家和作品显然是被“高估”了，而对其进行的过度阐释则更是抵消了艺术审美的判断力和鉴赏力。其实，艺术批评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在时下的中国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落实。当当吹鼓手或者帮人抬轿子，几乎成了批评者的天职和义务。在这里思维敏感性的匮乏和良知的缺席大概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创作和批评的不对称。而造成这种不合理状况的深层原因，有一点不用回避，就是我们的研究者本身就是鉴赏力不足的群体。鉴赏力不足主要体现在批评和研究的错位和越位，比如我们常犯的毛病有 “言过其实”、“用大炮打蚊子”、“蜻蜓点水”等。“言过其实”，是在艺术审美中用猎奇性、夸张和放大的视野来审视作品的真实内涵和质量。譬如于丹对鸟巢版《图兰朵》的评价，竟然用“拉开了后奥运时代"新文化运动"的恢弘序幕”这样非同寻常的字眼，将其视为中国文化一个强有力的品牌驱动而存在。这种批评有市场营销价值，有摇唇鼓舌摇旗呐喊之势，唯独少了研究者独特而清醒的学术眼光。与之相比，我倒是更为欣赏赵健伟《是谁误读了〈图兰朵〉》一文中所负载的恰如其分的剖析和阐释的魅力。他说，“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把欣赏歌剧与奥运激情混为一谈，也不能把聆听《今夜无人入睡》与观赏刘翔的百米冲刺视为相似的激情宣泄，更不能把"中国不高兴"般的民族情绪发泄到一部古典歌剧上去。这样的演绎和误读，不仅会使普契尼的在天之灵蒙受羞辱，也会使原本艺术的、高雅的歌剧沦为广场上的激情秧歌抑或大众舞厅里的摇摆舞。 ”而在当下论坛，于丹式的批评越位现象屡见不鲜，我以为这不是艺术研究中的好现象，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赵健伟那种不媚俗不媚时尚的真实评判。至于“用大炮打蚊子”的批评和“蜻蜓点水”的批评，也都是这个年代学术研究的偏离和错位。他们动辄用一大堆生吞活剥的西方学术术语来研讨本来很微观很具体的中国本土作品，从而显得华而不实，言不及义，白白辜负了那种大格局大门面的支撑，其实是涂脂抹粉的伪饰和装潢。另一种则永远用点到为止，没有进入精神深层次探索的浅尝辄止，来写自己应景的文字。在那字里行间，我们看不到生命的感应和接通，领略不到化你为我的视界融合，感受不到鉴赏的品位和审美的气度。

套用汪曾祺先生的语言，我想说那些学者之所以会用他们诘屈聱牙不着边际的话语写出了枯燥乏味的文字，只因为“他们的心不是水蜜桃，不是香白杏。他们的心是坚果，是山核桃”，这样的心态多多少少会带有一点教条主义色彩。而我本人激赏的研究方式无疑是理性结构与感性动力的合一。如果两者不可兼得，我宁愿取后者。实话实说，不是李泽厚的审美积淀，而是高尔泰的自由感性的象征，更让人为之欣慰和憧憬。因为那毕竟是更有生命力的，更有创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