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人们表现出对现代艺术理论的极度需求，“我当时也买了不少翻译过来的美学书籍，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忙着吸收，忙着寻找理论支持，希冀能找到进入现代之门的钥匙。 ”齐鸣表示，当时确实出现了对中国传统的激烈批判，甚至有人提出“传统穷途末路论”、“中国画危机论”、“应当抛弃或进博物馆”等比较激烈的观点。“实际上，争论过程总会促使双方变得清晰起来，在争论的另一端，对传统的认识也在深化。经历了一段时间理论与实践的探索、磨合之后，发现用西方的现代文艺理论来硬套中国的现实如同隔靴搔痒，不切实际。西方理论是建立在自己的文化环境和土壤中，有它针对的问题，如果直接拿来套中国的现实，显然缺乏针对性，尤其是以西方价值观衡量中国画会导入误区。 ”

“每个地区所处的社会形态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各不相同，欧美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的时候，我们可能才刚刚工业化，所以，理论是否可行需要与现实条件符合。”齐鸣坦言，“拿西方的文艺理论来套中国的现实，虽然并不一定可行，但是作为一种思考和探索的努力，仍有积极意义。 ”齐鸣认为，在经过了冲击、比较和反思等不同阶段后，艺术家会重新回归自我，把思考回归到“我是怎么回事”这样的追问上面来。他说：“艺术依靠个人去表达。你是现代派，你就继续走下去;如果你不是，那么你就去找自己究竟是什么，适合怎样的语言方式，绘画是个体在表达，既不是人群，也不是社会在表达，作为艺术家，首先要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根本。 ”所以，当中国的艺术家向西方艺术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应该更清醒地、自觉地去认识自己，思考向现代转型的生长点。“我们这一代人，跟我们的前辈以及我们的后辈都不一样，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以我为例，我不会去装嫩，也不会去卖老，就是这么个中年人，会在艺术中寻找与自己的经历和认知相匹配、相协调的东西，然后围绕着它们来表现。 ”

中国画向现代转型之后，形成了一些新的特征。中国艺术家通过实践证明了中国画正在一条融合发展的道路上前行……中国画里纯粹的民族形态的元素已经不存在了，它在转型过程中不断震荡，不断产生新的东西。齐鸣的专业是工笔画，工笔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最早形成的表现方式，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传统画种也在改变着。“以改革开放以后的工笔人物画为例，大抵可见两种走向，一种是对现实生活的唯美化，多以青年女性形象为描绘对象，被称作现代仕女画或美人画，追求高雅、纯净的理想之美;一种是对现实形象生命状态内在美的挖掘，无类型化选择。”齐鸣的画风属于后一种，“我画的都是现实中存在的人，但所赋予的是超现实的情感和认知，表达的是对人性的理解——平实而有尊严、内在而有人情味。传递人物沧桑中的丰富性，让观者能够从画中读出人生的故事。 ”

齐鸣说，由于审美观念和趣味的差异，中国古代人物画画的都不与真人仿佛，也不以此为追求。而当代的艺术家群体大多受过学院教育，入学前就开始学素描，入学后学解剖、学透视之类，因此，这种体制下所培养的无论是画家还是观众审美趣味都很难退回旧的传统里。提到素描，有人认为恰恰是素描在美术教育中的普及影响了传统绘画自身发展的轨迹。对于这种说法，齐鸣并不认同，他说：“过去，我们只是简单把素描当成一种客观再现的方法引进来，确实存在千人一面的弊端。不过，一个问题不能只看一面，千人一面也有特定历史的原因。再则，还存在对于素描认识局限的问题，把素描的局部当成了全部。苏联的素描主要是解决他们在写实油画语言的基础造型问题，而我们把这种模式的素描拿来直接用在国画、油画、雕塑、设计等各门专业的基础教学中，其结果是驴唇不对马嘴，中国画专业上的问题尤为难解。现在的专业基础都是各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中国画也有自己的造型基础教学。所以把素描对应不到专业基础或艺术语言，那是个人的认识能力和才能问题，而不能说是素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