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几何抽象的问题上，它是奥利瓦说的西方文化的秩序性(cosmos)在视觉上的突出表现，这种有序就是逻各斯(logos)，所以西方学者把他们的文化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Logos是希腊文，在英文中派生出两类词，一类是logic(逻辑)和-logy(逻辑)，比如sociology(社会逻辑，被误译为“社会学”)、psychology(心理逻辑，被误译为“心理学”)。另一类是language(语言)和-logue(说话)，比如dialogue(对话)、monologue(独白)，所以，德里达还把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联系在一起，区别于书写(writing)。而中国文化恰恰是书写中心主义(writing-centrism)，这是我说的，不是德里达说，英文也是我造的。西方几何抽象艺术在中国的异地价值就是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文化在中国的异地价值，这一点我在分析几何抽象在中国现当代艺术中的短缺及其深层原因时已经谈过了，只是没有用“异地价值”这个概念，当然也就不存在对文化的异地价值的阐释。这里只想补充一点，那就是西方几何抽象并不止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也有。现代主义时期的几何抽象是蒙德里安为代表的风格派，后现代几何抽象是以斯特拉(Stella)为代表的极少主义，蒙德里安的几何抽象强调的是作品的精神性，斯特拉的几何抽象强调是作品的物质性，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see。我们眼睛里看到的只有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在脑子里。在强调物质性这一点上，极少主义和波普艺术是一致的，不同在于前者强调造型、色彩、材料的物质性，后者强调商业社会的物质性。

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文化中，语言(-logue)与逻辑(-logy)统一为逻各斯(logos)，这对于中国的书写中心主义文化是不可思议的，但实际上也就是个窗户纸的事。中国的书写中心主义以文字为有效话语，所以讲究 “白纸黑字”、“立字为证”、“识文断字”，此外，还衍生出“文人”、“文雅”、“斯文”、“文化”、“文明”等概念，中国率先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正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书写中心主义。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则是以逻辑为有效话语，所以几乎所有学科都是在研究对象的名称后面加上-logy(逻辑)，区别于不需要逻辑的日常话语，比如psychology(心理逻辑，被误译为“心理学”)、phonology(语音逻辑，被误译为“语音学”)、sociology(社会逻辑，被误译为“社会学”)。所以，西方古代没有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而是发明了逻辑学。以“白纸黑字”为有效话语的书写中心主义的国家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以逻辑为有效话语的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所以明见到-logy的读音是“逻辑”，也硬是翻译成“学”。逻各斯中心主义国家的人也不明白他们以逻辑为有效话语的体系是不需要造纸术和印刷术来保证“白纸黑字”的，所以盛赞中国古代的这两项发明。反过来，不是西方人的赞扬，中国人也不知道造纸术和印刷术这么伟大，直到今天也还是一头露水。

这两项发明对西方文化的作用首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我们都知道宗教改革的第一重大的举措是翻译《圣经》，是信徒人手一册，从而《圣经》的阐释权交给每个信徒，其结果是从根本上动摇了教会机构的话语权。而“人手一册”的技术支持就是造纸术和印刷术。在欧洲，印刷术首先出现在德国，德国第一部印刷机印刷的第一本着作就是《圣经》。下面是在百度上搜到的解释，和本文的说法基本一致。

撇开印刷术的中欧之争不谈，印刷术之于宗教巨大的颠覆意义在于印刷术使得人手一本《圣经》变得可能，而在此之前，普通人要接触《圣经》，唯一的渠道便是教堂、神父。而这种精神传播上的垄断便方便了教会篡改《圣经》精神控制民众思想。印刷术的诞生让每个普通人都可以直接与耶稣基督对话，感受神的思想，这样一种颠覆教会的发明，又怎会在教会心脏之所在的意大利出现。这也是为什么此后的新教改革会首先在中欧(德国)出现。

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亦即语音中心主义与中国书写中心主义最显眼的区别体现在个人发言上。中国的个人发言基本上都是照稿念，偶尔抬一下头，马上又低头看稿，就像游泳换气。西方的个人发言基本上是说，偶尔看一下讲稿，除非是正式致辞和宣读论文。

书写中心主义当然首先是文字的书写，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中国书法。西方也有所谓书法(calligraphy)，但和中国书法完全是两回事，西方的calligraphy基本上是手写体美术字，没有任何个人表现成分。排在书法之后的是中国画的书写性，这种书写性包括两方面：取像(picking-up image)的书写性与成像(drawing-down image)的书写性。

取像的书写性，简单说就是取“胸中之竹”而不是“眼中之竹”。之所以说这种方式是书写性的，是因为写字都是写“胸中之字”，而不是把字典或者字帖放在一边，看一笔写一笔。这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取像方式，最典型的就是儿童画与象形文字。儿童画与象形文字呈现的都不是眼前的事物，而是在脑子里被概念化的图像。比如儿童画的太阳，基本上就是在作画空间的上方画一个圆圈，或者在圆圈周围加一些放射状的笔道，象形文字中的太阳也差不多，是一个圆圈里面加个点。儿童画基本上都是在作画空间上方画一个月牙，不管他们眼睛看到的月亮并不只有这一种形状;象形文字的“月”字也是一个月牙，变成方块字之后还能看出月牙的形状。这种原始方式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性，包括西方文艺复兴前的绘画。甚至文艺复兴之后的绘画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概念化的物象而非真实的物象，在西方美学思想中，这种概念化的物象被称为“应有的样子”，眼睛看到的物象被称为“原有的样子”。但文艺复兴毕竟在画等于镜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发明获取物象原有的样子的照相机。而中国则在“书画同源”的道路上一往无前，乃至形成了“书画同源亦同体”、“成竹于胸”的理论、各种物象的画谱和“传移模写”的临摹学习法，而写字与书法也是这种方法达到“成字于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