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钧(《艺术市场》杂志社社长)

意大利的批评家鲍瓦里说：“批评家是艺术家的天敌，应该保持独立。”现状是，我们这种独立性基本上完全丧失了，今天的文艺批评完全被工具化了，成为了艺术生产利益链条里的环节。艺术圈各种学术研讨会很难听得到真正批评的声音，更多是表扬的声音，如果作为批评家太敢说真话实话，你在批评家内部也是被大家所排斥的。当郭庆祥先生文章出现的时候，画家有这样的反应，也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但是结果让人比较意外，在我看来这个官司是资本和资本的较量，资本包括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之间的抗衡。但是这种抗衡在某种意义上和法律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判决结果对艺术批评本身造成非常大的伤害，会使真正的批评更加的困难，法律解决使艺术批评命题变成伪命题。

朱其(艺术评论家、独立策展人)

法律没有特定保护过一个人的名誉。范曾这些年一直在社会上宣传自己，无非是两点，第一：他是一个艺术大师，每一件作品都是很伟大的。第二，范曾对我们中华民族历史和未来是非常有责任感的。艺术批评有两种，一种是我用一种比较中性的学术规范的词汇来评价你的作品，比如说，我说你的社会价值不高什么的，还有一种是鲁迅式的，用一种情绪化的、口语化的，或者一些非规范的词汇，这确实构成伤害，是否构成进入司法程序的伤害？这有待商榷。我们把一个画家的作品说成是垃圾，这确实有点伤害，但是不应该进入法律程序判决。据我所知，中宣部、文化部没有颁给范曾任何名誉。还有就是迄今为止没有一本中国现代艺术史当代艺术史提到范曾，学术界对范曾也是毁誉不一的，我知道大部分对他的画评价不高。范曾所谓名誉更多是名声，在中国媒体名声特别大，或者市场名声特别大，市场或者媒体名声构成艺术史地位的名誉，这是有差别的。

王爱军(《新京报》编委)

郭庆祥在《文汇报》评论不是十分优秀的评论，但是它是一个基本符合媒体评论的这样一篇评论，所以谈不上违法，更谈不上侵权，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如果说“才能平平”这样一些表述都侵权，以后大家都看不到新闻评论了，也没有什么文艺批评了，谈什么艺术进步都是奢侈。我还简单回顾了一下表达自由与诽谤之间的关系。立法保护表达自由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诽谤法有些国家用得越来越少，表达自由受到越来越多尊重。诽谤法社会基础没有了，表达自由价值的重要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不文明，是正文明还是负文明，主要是看你对诽谤问题的处理。因此，这个案件需要向表达自由倾斜时候，用诽谤法来压制言论，这是违背现代法制文明的做法，需要我们每一个文明人警惕的做法。

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众人对这个案件的看法是出奇的一致，这个案件确实不构成侵权。如果法院是正确的，判决是正确的，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是笨蛋；如果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是正确的，法院就是笨蛋。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法官在协调学术批评和名誉权纠纷中的职责是什么？在学术批评和名誉权的纠纷中，也是要有公平和正义，如果这个公平和正义倾斜了，社会就没有公平了。法官在这里维护正义的时候，应有一个基本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