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共同召开的“范曾诉《文汇报》及郭庆祥侵害名誉权案件研讨会”6月2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首都法律界、新闻传播学界、文学艺术界评论、收藏界众多专家参加这次会议。

王松苗(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兼职教授)

昌平法院的判决，不是因为论证部分，而是因为判决里没有把事实和意见分清楚，只是说贬损性的语言导致评价降低，如果这样说，任何的批评都带有贬损性，都可以导致评价降低，是不是都要承担责任？

徐迅(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兼职教授、传播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文汇报》被法院判决“对刊载文章未经严格审查，存在一定过失”。那么作为媒体，法院认为《文汇报》对发表文章的审查义务尽到何处、何时，才算是履行了义务？在本案中，媒体的 “过失”究竟何在？

首先，是不是因为报道或文章导致人的社会评价降低，使人产生精神痛苦，就是侵权？这个逻辑不能成立。名誉权制度保护的是公民法人公正的社会评价不受损害的权利，而不是不允许揭露与批评。如果报道或文章指出一个人存在某种行为，而这种行为导致他的社会评价降低，同时令他感到痛苦，这不是不公正。这时，被批评者的社会评价降低反而是公正的，痛苦也是正常的。不能仅仅因为降低了，痛苦了，就构成侵权，而是要看公正与否。否则，所有正当的新闻批评都会导致人的社会评价降低，都会给被批评者带来精神痛苦，都以侵权加以制裁，侵权法岂不是为不良不法助纣为虐吗？

其次，是不是文章中使用了贬损的语言、形容词，就构成侵权？这个逻辑也不能成立。如果一篇评论文章所指出的事实存在，而评论者对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发表意见，提出批评，同时加以形容，强化他的观点，这样的评论即使有些尖刻甚至偏激，也不是侵权。否则，中国的评论文章会变得毫无生气，不会出现热烈的论战，更没有鲁迅们生存的土壤。

再次，观点是否可以成为制裁的对象。我们可以评价某种观点不符合实际、不全面、不准确，甚至不真诚，却不能轻易给观点戴上“错误”甚至“侵权”的帽子。

作为名誉侵权诉讼，还是要紧紧扣住侵权构成的四个要件，要看是否存在诽谤与侮辱。遗憾的是，本案一审判决恰恰对这两大问题没有论说，判决中的观点又难以自圆其说，当然无法产生以理服人的效果。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

事实真相是唯一的，人们基于真相所做出的评论，产生的立场却是多元的。既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判断我们的评论和意见，法院又怎么把某一个立场当作法律来强加到全体人身上呢，这个立场的正确依据又何在呢？即使事实是错的，是不是当事人说的这个话被允许，这也要看情况而定。因为在这里，当事人是不是一个公众人物，也是一个评价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需要在法律上相应地有所降低？这不仅是因为公众人物需要受到社会的监督，更因为公众人物本身言论就很有影响。

朱巍(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博士)

我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看，这个案子判得是完完全全有问题的，最基本法律没有搞明白。首先，这个艺术品是不是消费品？第二，如果是消费者，他的九项基本权利都应该有。另外，还要保护他的知情权，这个画是作为流水线制作出来的，消费者会不会花这么多钱去买？本来是白银，以黄金的价格买，他买不买？被告可能不知道他是通过流水线来做画。另外，消费者知情权不仅包括本人的知情权，重要的是潜在的知情权，相关的媒体和人就会把这个问题曝光，我就避免买了这些东西。这是媒体的责任，也是消费者受到侵害之后的一种权利或者说一种义务。消费者的批评权并不因为他之前明知而消失，他之前知道这个是流水线的画，他依然可以评论。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欺诈的问题，本案的被告可以进行反诉，获得双倍的赔偿。

李国民(《检察日报》编辑)

我认为应该判定以流水线作画是不是事实，是不是虚构捏造事实对原告进行诽谤，对这个问题，虽然被告也进行了举证，法院基本上没有理这个茬。该认定没有认定。对于不该归法院管的，观点是非对错，法院倒以真理掌控者的身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和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其进行了评判，认定评论构成或者不构成的标准严重的不统一，也不太明确。评论有贬损意味能不能构成侮辱，不构成侮辱能不能构成侵权，这些东西都是有疑问的。这里有这样一个认定，因为被告曾经收藏过范曾的作品，两人是交易双方，存在商业利益，这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艺评论。这里因为存在交易行为，就推定他的评论存在恶意，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判定。如果说这个逻辑成立的话，消费者对经营者或者说服务提供者根本不能有任何的批评，因为你和他有商业往来，有商业利益，这样的话肯定是不符合法律精神的。法院这样“创造性”的司法是让人很吃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