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这个判决确实显示出昌平法院背后的问题，至少说明他们对名誉侵权是游离在专业之外的。这个距离大家想像的侮辱好像还很远。《文汇报》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报纸，而且是在一个争鸣版上，不是时政类的内容，相对上尺度是要宽的。这个案子，虽然范曾还没有提起刑事诽谤诉讼，以名誉侵权起诉。这有点像英国的煽动诽谤法。只要你批评了范曾就是诽谤，不管是不是事实和侮辱性。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不知道要打多少官司。

李丹林(中国传媒大学传媒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在一个理性健康的社会，法律的归法律，言论的归言论，否则的话，法律可能会成为拥有更多资源的强势群体或者个人，用来安排个人心情的权柄。社会正义在这方面很难实现。一个言论问题，法院在自己无法作出恰当判断的领域，生硬地做出一个对与错的判断或者判决，这显然无助于对问题全面深入的讨论，也无助于公众对问题更加全面的认识。应该说这样一种判定，相对于行政判决对于公众权力构成另外的形式的言论遏制，对言论者产生的寒蝉效应。言论文章靠言论来解决。媒体应该对于不同言论的发表，提供更为广泛的平台和空间，这一点应该是媒体的责任和义务，

张鸿霞(中国传媒大学法律副教授)

言论分为事实性言论和观点性言论。观点性言论也就是意见，事实性言论有真假区分，虚假是诽谤。观点无所谓对错，观点被发表出来在观点自由市场进行辩驳才能展现出真理和谬误，这是基本理论依据。对于观点性的评论应该予以宽松的鼓励，如果不造成侮辱的话，应该是允许的，即使造成侮辱也应该予以区别对待。对于批评性的文章，首先把批评和侮辱区别开，不要认为只要有贬损性贬义的、否定的、使人社会评价降低就一棒子打死，应该和谩骂丑化区别开来。根据客观标准进行侮辱性判定，如果根据当时的标准，所有理性人也会发出非常激烈的措词，甚至谩骂，这种也应当是公正的、允许的。应该把公众利益引进来，涉及到公众利益措词应该更宽松一些，即便有一些措词是偏激，甚至带有侮辱性，但如果像德国(规定的)一样涉及到公众利益，这种应当也是予以容忍的。

王四新(中国传媒大学法律系副院长、教授、博导)

争鸣性的栏目，显然就是关于某个问题各方观点的汇总，不给你提供某一个问题的标准答案。在这种情况下，撇开栏目本身不去谈，从文章本身入手，也肯定有问题了。我就敢说有一个共识，目前这个市场虚假繁荣里面就是存在着大量粗制滥造，存在着大量随便乱鉴定，这导致这个领域大量存在误导民众制造虚假繁荣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的时候，不把板子打在范曾这样的人或者更应该要打的人身上，反而打在对我们迫切需要纠正一种社会现象的人身上。我认为法院的做法是非常不聪明的。

郑文明(首都经贸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

按照英国诽谤法的规定，“范增案”中原告的言论不可能构成名誉侵权。英国作为一个在言论自由保护方面比较保守的国家，近年来在诽谤法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开始重视并倾斜保护言论自由。而“范增案”一审判决被告郭庆祥败诉，反映了我国大多数法院在名誉侵权诉讼中判案的一贯思维模式，那就是在平衡言论自由和名誉权之间冲突问题上，表现出了对言论自由保护的漠视。这样一种判案的思维模式和结果如果被效仿与推广，对于文艺评论家自由、诚实地发表文艺评论将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对于我国文学、艺术的进步有百害而无一利，进而损害公民和新闻媒体正当地行使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以及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张新宝(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中国法学》主编)

诽谤是要传播一个虚假的事实，侮辱是说一些言论或者动作让人特别没有尊严，它的一个天敌就是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和批评的自由。批评是艺术、科学进步的很重要的动力。郭先生这样的批评是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之内的，它可能没有传播什么新的事实，比如他是怎么画的，人家是怎么说的，说范曾是流水线作画，基本上都是这么说的，没有一个新的事实的传播，就构不成诽谤。

李大钧(清华大学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学者)

《文汇报》“争鸣”栏目，一直以来发表了很多有代表性的、争鸣型的文章。对这样有公信力的，也有很强大的专家队伍支持的媒体，为什么法院就不采用他的答辩？如果郭庆祥输了，《文汇报》是不是也有责任或者失误？《文汇报》面对这个判决，它会有什么样的表白，还是它就默认了？这是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