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 1990 )便认为沉溺于无穷差异、朝生夕死的后现代理论，成了现实政治上的“市场民萃主义”( market populism )。 Jameson 亦言，貌似激进的后现代理论乃是取消了左翼批判传统的“深度模型”( depthlessness model )。 Jameson 认为当今的晚期跨国资本主义(或消费社会)意味了资本逻辑对生活世界的全面殖民，而后现代理论的文化批评与美学品味正是与之符合，并共同对应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全面成熟与高潮。

依循哈维的调节理论解释，后现代理论的消费中心“市场民萃主义”性格，其实是亦步亦趋地符合了“新自由主义-后福特主义”打击了“凯因斯主义- 福特主义”的政治路径与经济变迁，这也是后现代理论得以风行的原因。亦即，唯有前者的市场消费自由(政府对市场的去管制化)与利基化的弹性生产(所谓后福特弹性积累模式)的两相配套，方能符映一个几乎无所限制的消费中心论述。

在这种情况下，从效果上，后现代理论的政治观与新自由主义者无异，与新自由主义者相仿。在后现代理论成功地抗拒“社会国家”这个理性权威的同时，其实也邀请了另一个更具强制性，但也在规范意义上更不具公平性的权威(资本)进入了-市场。如此结果，不啻是取消了社会本身，或是陷社会于市场化趋势之危。

由于后现代理论政略对于这种社会市场化的趋势无忧或无视，反而一厢情愿地把市场或社会的市场化，当作一个能够尽情观赏众生差异的万花筒，其结果可想而知，他们无法提出任何攸关解决诸如不平等、贫穷、隔离等社会结构性变革的方案，充其量只能径以美学化的(抵抗)方式进行庆祝。也正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利益与后现代理论的旨趣如此亲近，故当新自由主义取得政治霸权而大肆攻城掠地时，西方的“进步”学圈自然也随之出现亦步亦趋的对应消长：传统左翼论述的大退潮，而后现代理论与多元文化主义则被发扬光大。

后现代理论在这种反整合、拒绝大叙述、否定整体观的背景下，发现的新政治领域，其实是以“阶级”与“(社会)国家”的退隐为历史结构前提。然而，此一转变却具有另一重意义。

就像黑格尔所理解的，因为市民社会必然会在内部产生了他自己的(阶级)敌人，故私有财产本身所永难化解的恒久焦虑就是不安全这个阴影恐惧。对照之下，如此加强的剥削，与贫富悬殊现象，其实都在“新自由主义-后福特主义”的全球化情势下达到了高水位。在日益升高的社会两极化趋势中，一个吊诡的现象，就是阶级议题日渐退隐，浮升的反而是人的多样性( diversity )。这使人不得不怀疑“多样性”可能扮演一个掩盖社会两极化的措辞角色。那么，似可如此质疑：在这个资本主义体系下最激进、最不可化约的差异他者-阶级，为何反而在后现代理论中被稀释，或是视为某种大叙事的幽灵而被作为“庸俗”而拒绝承认?

西方思想界的理论更替从六○年代的结构主义(Claude Levi- Strauss)，到七○和八○年代，陆续出现的解构主义(Jacques Derrida)，后结构主义(Michel Foucoult)，心理分析(Jac -ques Lacan)，以及后殖民主义与新复古主义等学说，不断的在带动学术思潮。但就如哈德所说：“人文科学在九○年代末期呈现了支离破碎的景象，几乎到了陈腐的地步，整个学界都充斥了悲观气氛”。这种对于社会现状的失语，纽约市立大学的社会学家阿洛诺维兹教授就说：“人文理论已死了十年”。 2000年《帝国》(Empire)一书的出版，是新世纪西方最重大的文化事件。就如解构主义的出现，使得对语言的了解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而“帝国”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于启动了整个思想界的社会学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