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社会学转向

艺术的转向又成为一个问题，每当艺术界中出现让艺术转向社会，而不是让艺术回到艺术，或者语言的声音，就会引起相当的敏感，其实这种敏感不是唯独于中国的现象。

把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与“中宣部”相联系也不合逻辑，因为这个机构并不存在于每个国家。如果把艺术的转向，解释为一种可以人为设定的新方向，这就关系到了存在于艺术中的“权力”，后者的本身就可以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因此，如果说因为存在的“艺术霸权”，艺术就应该告别社会，那也显然不对，因为社会学，和社会学中的问题不是一个概念。就如“庸俗社会学”这个帽子式的名词，可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社会学问题，而绝不是某种“高贵社会学”的反义词，或社会学的代名词。

如果要质问艺术有没有方向，还不如问艺术是不是存在，因为只有存在才需要面对，你面对的就是你的走向。如果要问艺术需要不需要方向，还不如问需要不需要反思，就如行走，每走一程，就需要思考，以免于撞到南墙。

艺术家有理由怀疑、质疑艺术乃至社会的说教，也有理由确立个体的社会乃至艺术价值。以此，艺术家就能够基于自身价值秉持社会的理想，和作为思想的艺术表达。就如内格里所说：

“反动者与革命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否认世界的大众的本体论的空虚，而后者则确证这种空虚。前者因此也就在修辞上操作，后者则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工作。前者对这种空无避而不谈，后者则饱受此空无之苦。前者把世界的舞台还原为一种美学的装饰，而后者则实践地理解世界。结果，只有革命者能够实践对世界的批判，因为他们与存在有着真实的联系。因为他们认出了这点，即创造这个世界的正是我们，是其所是的人类。因为它(世界)对意义的缺乏也是我们意义的缺乏，而它的空虚也就是我们的空虚。”

这里的“前者”是指向那些将艺术用于掩饰自我，乃至掩饰社会，而忽视、掩饰、回避现实的真实和严峻的现象。而艺术的介入就是对于虚拟社会，乃至虚假现实的批判和否定。不把艺术仅仅当作艺术，而是当作对于生活的表达和解释，这也就是对社会的反思。

因此，艺术的社会学转向,是说艺术需要走向一种还原的、当下的、现实存在的现实主义。这里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态度和精神，是基于每个艺术家个体自身在现实社会中的定位，是艺术家个体自觉意识的体现。作为主动的姿态，介入社会的艺术是对现实，或社会的反映、干预、质疑、改造。这样的艺术不是单纯的反映论，而是主动论，它为真实的当代艺术寻求判断原则，它要确立的是作为价值判断的当代​​艺术，而不是确立作为形式主义的当代艺术。

社会学的后现代批判

说到艺术的社会学转向，就特别需要重新认识“现实”，以及现实与艺术理论的纠缠。

晚近的社会学理论家Zygmun Bauman 在其《流动的现代性》( Liquidity Modernity, 2002 )中，清楚地指出，当前人们所置身的现代性形式，“现在”已意味了资本主义的质变，亦即：资本主义已经从“沉重”的( heavy)转型到了轻的( light)，从固态的(solid)转型到流动的(fluid )、液态的(liquid)或液化的 ( liquefied)。在Bauman 俨如第二次巨变(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的历史诊断下，古典的批判理论业已失效，必须另谋他途。

面对新的政治经济现实变迁， Bauman 在目睹一个“旧时代”的凋萎时，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在其规范价值上不予同情，甚至对过去的已死鼓盆而歌：

“那个重的/固态的/系统性的现代性，充满着极权主义的倾向。 在那个现代性的基本偶像中，正是福特主义的工厂( Fordist factory )，将人类简化为简单的、固定的动作，它意味着人们只有机械地服从它，所有的自发性和个人创造性都被禁止进入;这正是与韦伯理念型近似的科层体制( bureaucracy )，… 正是全景监狱( Panopticon )… ; 正是老大哥( Big Brother )… ; 正是古拉格( Gula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