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年代以后，随着理性改良的凯因斯国家— 福特主义工厂的危机，整个论述氛围明确的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哈维(Harvey)同詹姆逊都以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瓦解)为后现代时期的开端。资本国际化流动这一经济全球化趋势，由此成为后现代文化现象的策源。哈维发现自此以还，人们对时空的体验有了戏剧性的改变。进而言之，空间甚而可视为一种美学范畴：

而与之相应的，则是社会主义、劳工阶级运动、***这些曾经镶嵌在一起的，“重的”现代变迁动力变得相形黯淡失色，既受制于新自由主义霸权，也受到反对“国家主义”的的压迫。

崛起于8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其拥护的激进自由市场对应了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认识论，更建构出一种 “民萃式平等主义” 的乌托邦承诺。事实上，“只有个人，没有社会”这句柴契尔夫人名言，在某种程度上即可被视为内在于新自由主义纲领。由于新自由主义刻意地把 “市场-个人” 安置在 “社会(与国家)- 阶级(层)” 的对立框架中，更由市场与追求 “自由” 的措辞合而为一，成功地在道德上进行了更新与垄断。

小政府与自由市场的配套;和对组织性工会的猛烈攻击，一个取消垂直体系(社会与国家)而重新水平化的个人主义自由市场于焉成了80 年代以降的重新道德化的“进步”运动。由此，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性与稳定性全面瓦解。就如Giddens 对***的新诠释：“无责任即无权利”。据此，极端的个人化，自助( self-help )遂成削减福利、紧缩***的替代婉称。在这个意义下，政府对社会财富再分配意愿的撒手，自然都是可欲的。

综合言之， 80 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导致了福特主义工厂与阶级政治的核心位置从公共政治论述里移除。生产中心( production-center )的政治论述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则是消费中心( consumption-center )的政治霸权。

与此相应，后现代主义理论，逐渐从社会政治经济的制度性分析撤守，从社会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了哲学的工具理性批判。阶级主体不复成立，目之所视都集中到了“日常生活”( everyday life )这个“俯拾皆是压迫”的新场域。至此，社会批判难以避免地朝向了美学化(各种反文化)与超历史的激进抒发，追求最小差异，或差异被无穷化开发，致力于催生各式各样追求认同/差异的后现代“微政治”( micro-politics )。

以此，西方的启蒙意味了一个辩证的悲剧过程，虽以文明化为始，但却以(新)野蛮主义告终，纳粹其实是其文明化( civilization )的内在表现，而非例外。整个现代性启蒙传统，从传统左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到新左翼的意识形态批判，最后终于耗竭在后现代理论家的手上。

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主义与后现代理论的乐观倾向都奠基于战后发达国家富裕年代，对他们而言，关连于阶级解放的“庸俗政治”，或政治经济学意义下的资本主义体系矛盾无关痛痒。因而在现实上是终结了现代政治变迁的 “左VS右” 历史杠杆。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了寻求美学的解放，最后泊靠在政治美学化的嬉戏中。

美学战胜伦理学，图像战胜叙述，朝朝暮暮的残缺破碎得以高视阔步，成为社会和知识关注的聚焦点，永恒真理与一统政治则退居一边。阐释脱离了它的物质和政治经济基础王国，转身投靠文化和政治实践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