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物资紧缺，其时家在故宫的梁金生(后任故宫博物院文物保管处处长)也分得了一套，他记得那领子是纯棉的，软和，正好拆了给小孩当尿布。三十多年后，2008年佳士得一场拍卖会上，清代八旗镶白旗棉甲带盔一套，成交价人民币11.5万元。这些论斤处理、语焉不详的“非文物物资”，几经辗转，早已散佚到世界各地。收藏界将故宫这段粗放管理的历史，作为“捡漏”时一个重要的参考背景。北京保利四季拍卖经理李屾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正是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使得故宫一般性藏品大批量流向民间。其中一个重要的流向是懋隆工艺品外贸有限公司，因其地处北京的三间房乡，收藏界俗称“三间房”。这些残品，据说便是10年前三间房清出的末等货。

“那会儿给谁谁还不要呢”

三间房在北京东六环，搁外贸红火的七八十年代，地属远郊，除去懋隆的大库房，周围尽是农田。而现在，这里的地皮炒得跟“故宫的破烂”似的，周边的商业楼盘卖到了均价两万。懋隆工艺品外贸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薄政声表示，1970年代，故宫确实往三间房出过一大批货，能堆满一个七百来平米的仓库，无非都是残件，没盖的茶壶，没成套的杯子，“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会儿给谁谁还不要呢”。那阵买古董都是老外和华侨居多，整库地用外汇购买。当然，也不排除零售给个别钟情古董的干部，诸如“康生来买两块砚台，林彪买一块表”。当时懋隆经营着外贸公司从全中国调拨来的文物，主要是重复工艺品和残次品。作为一个外贸出口公司，懋隆对一般性文物的称谓很是淡泊——“旧货”。每天一卡车一卡车的旧货出入，东西实在太多，最壮观的时候，瓷瓶太多没地方放，就摞了一人多高当围墙使；大垛里都是明清家具，拆的时候好多家具腿掉下来，于是周围就有了顺手牵羊者，“都使了腿儿去做木工活的刨子了”；有一次薄政声路过农田回宿舍，发现村里孩子玩的刀子都是库里的蒙古刀……汇入仓库的这批故宫旧货，未加任何特别标注。入库后，良莠混杂的旧货们会集体流向下游的加工厂，加工完整后返回懋隆再出售，卖给谁也不会有记录。“旧货”散落之处，早已说不清道不明。懋隆的任务是盈利，而不是像博物院那样逐件清点和追踪。“比如我们把那些破板子发到加工厂，10万元一堆的东西，修了能值20万元，盈利了，我们的任务就完了。当时好多东西都剩在它们那儿，后来也不交给我们了。”薄政声说。

拿文物换外汇的历史，在1978年终结。1990年代以后，外贸没落了，懋隆改经营旧货为仿货，以前残余的旧货也在逐步出清。约是2000年前后，旧货基本就没有了。“故宫把东西清给了三间房。如果当时不是给了外贸，不可能成规模地拿到。”李屾说，约是1990年代末，外贸公司破产，处理存量资产时，这些没人要的残件被闷包分堆卖出了。“这些东西在故宫什么都不算，但它也不可能往外扔”当南方周末记者以北京保利的图录向故宫博物院三任文物保管处处长求证“京华余晖”专场拍卖品是否出自故宫时，对方均表示“不太可能”。他们更倾向于把这些“故宫”的拍卖品理解为商业时代的一场炒作。“只能说，材料和做工跟故宫的类似，具体到这一件，我不能说这是故宫的。”针对这批拍卖品，故宫博物院文物保管处老处长梁金生谨慎地说。他家四代人生长在故宫，有“大内总管”之称。

梁金生表示，核实这批拍卖品是否自故宫流出，需要故宫的编号，“只要有这编号，我就能给你查出来。”早年名噪一时的“承德盗宝案”之所以败露，即是文物上确实标有“故字号”。2002年，一名故宫学者在认出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一尊清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身上带有故宫标识后报案。公安机关介入后，发现该文物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故宫调拨到承德外八庙，自此，当地的文物管理员李海涛10年的监守自盗终于案发，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