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内外，文物残件的地位已然两重天。宫内，仍然有成堆零乱的底座和画框都当作资料堆放着。宫外，哪怕一个最朴素的故宫杯子盖、一片碎瓷也动辄过万。十年之前被看作文物“垃圾”的“年年有余”鱼形宫灯，在十年之后被卖到了19.5万元。买家们的追捧在于，他们相信，这批残件出自故宫博物院。资深古董商人吴恺(化名)头一回看到这批惨不忍睹的残件是在2000年前后。那年夏天异常闷热，他得到消息说有人拿到一批疑似从故宫流出的“宫里货”，赶紧追过去看。但他很快被眼前的场景吓蒙了：垃圾，堆积如山的垃圾。凑拢了，尽是一片片的碎木头块，杯子垫，画框，柜子的断胳膊断腿，灯也是一大堆，七七八八攒成一团，看不出丝毫皇宫贵族的脸面。

那时吴恺的收藏观很传统，凡藏品一定得干净、利落、没毛病才行，否则，压根儿不敢买。后来赶上过年，收购了“垃圾”的朋友热情地指着其中两个脏兮兮的宫灯说，拿回家给小孩玩吧！吴恺连连摇头谢绝。想起这桩失之交臂的买卖，吴恺有点后悔——10年之后，单是这款“年年有余”鱼形羊角宫灯一对，就卖到了19.5万元。被堆弃、辗转、围困在仓库里若干个年头不见天日以后，总算，这堆被漠视的“垃圾”扬眉吐气，成为21世纪一场拍卖会光鲜的主角。

2011年4月15日，北京保利拍卖行三楼展厅，“京华余晖——清宫木器杂项专场”拍卖会预展。这批残损的拍卖品共计559件，除去个别大件的佛像和牌匾，大多数是巴掌大的杯子垫、炉灰盖，也有画框、雕花的小木块，甚至一堆干得发皱的羊皮灯笼片儿。拍卖行描述如是：虽为残件，却“尤有古器物之特有沉静气韵”。它们被分门别类，悉心陈列在鹅黄色锦缎衬托下的展柜里。展厅的加湿器比人高，徐徐吐出缭绕的雾气；各地的有钱人为它们而来，用手持式数码显微镜赏鉴每一寸肌理。而在文人式的审美之外，北京保利的底气和买家们的追捧更在于，他们相信，这批残件出自故宫博物院。“故宫”，这两个字在热得发烫的收藏市场里，是鎏了金的招牌。

“甩包袱”年代流出？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曾说，国内外的大型拍卖会上，几乎都会有故宫流出去的东西。这源自清宫旧藏的三次厄难：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入侵，以及溥仪在位时期的赏赐、拍卖典当和偷盗。那是皇帝都自身难保的年代，遑论文物。但即使在和平年代，故宫藏品也曾陷入缓慢的流失。这缘于过去“甩包袱”的做法。新中国成立之初，几乎所有的中国博物馆都面临同样的困境：库房拥挤、狭窄。“完整的东西还没地儿搁呢，那点碎片谁顾得上？”北京市文物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尤其当时北京大兴大建，出土文物很多，比如汉代、辽金的墓葬，相同的小陶罐好几百个，于是一般原则是，留足量，另一部分作为处理品号。当时对“什么是文物”也模棱两可，甚至故宫本身，也一度作为“人民埋葬封建王朝的历史象征”而存在。那年月，国家把相当一部分文物商业工作给了商业和外贸部门，希望通过出口一般性文物商品换取外汇，用来支援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这时期文物的商业管理很是粗放，有时候，文物被论斤论捆地出售。邓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懂文物，“他忽然看见外边有故宫东西出售就急了，说这不行啊，就坐着车到处跑，收这东西又送回给故宫，说这是文物不能流失啊。”文博专家谢辰生回忆道。部分是处理，部分是划拨，按照郑欣淼在《天府永藏》一书中提及，1954年到1959年，第四次文物清点中，先后处理各种“非文物物资”70万件又34万斤；1954年到1990年拨给外单位的，有登记记录的文物共8.4万件另87斤1两。为提高职工待遇，1970年代，故宫还曾向自己的员工处理藏品，比如3000套乾隆时期的御林军铠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