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具有普遍性的美，可以为建立适合全球化时代的新文化提供基础。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取代了意识形态冲突，不同的文化并没有因为交往的便利而走向融合，相反为了维持文化身份而不断强化各自的独特性。如果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美的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那么就有可能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全人类共享的新文化。只有这种弱化文化背景的新文化，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要求。美学研究，可以在促进这种新文化建设上做出独特的贡献。

三、文化间美学的思考

超文化美学的研究遭到了一些思想家的质疑。比如，丹托(A. Danto)坚持认为，人类在美的问题上本来没有普遍性可言，之所以呈现出普遍性，是因为现代商业的影响：由于挂历和广告的影响深入人心，人类在审美观上逐渐趋同了。换句话说，人类在审美判断上的普遍性，是现代商业塑造的结果。包括丹托本人在内，不少思想家对于全球化造成的审美共识持抵制态度。一些多元文化论者尤其担心，强势的普遍论会给某些非主流文化造成压力。为了避免这种压力，超文化美学近来有向文化间美学(intercultural aesthetics)发展的趋势。与超文化美学单纯追求审美共识不同，文化间美学在追求审美共识的同时，又力图保持审美多样性。如何能够做到既追求共识又保持多样呢?对于文化间美学来说，尽管审美共识依然十分重要，但不像超文化美学家主张的那样，这种共识是事先决定了的(比如，由遗传基因决定了的)，而是一个尚未实现也许也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换句话说，审美共识，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追求的理想，而不是现在或过去的事实。鉴于这种理想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它依然可以庇护审美判断的多样性。如果说比较美学注重审美判断的差异性，超文化美学注重审美判断的普遍性，文化间美学注重的就是某种能够包容差异性的普遍性。文化间美学体现了全球化时代人们的一种心态：既希望获得群体的普遍性，又希望保全个体的差异性。

四、进一步的思考

如何才能做到既要求普遍性又保持差异性呢?我们这里不打算抽象地讨论这个问题。我想将这里的问题转变为：在有普遍性理想与没有普遍性理想的情况下，差异性是否有所不同?答案是肯定的。在有普遍性理想的情况下，差异性将发展成为相互欣赏的差异性；在无普遍性理想的情况下，差异性将发展成为相互对立的差异性。关于相互欣赏的差异性，当代思想家已经有一些深入的思考。这种思考基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由于承认差异性，当代思想家并不要求简单地取消他人，而是在承认他人与自我不同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找到自我尊重和欣赏他人的依据。

美国哲学家普特南(H. Putnam)构想了一种理论，能够解释自我为什么要尊重他人。普特南的逻辑是：对于人究竟该怎样生存的问题，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独特构想，都是对人类生存选择的丰富性的贡献。由此，每个人对怎样生存的构想能力，对于全人类都有助益，因为它对于人究竟该怎样生存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

不过，根据普特南的观点，他人的存在尽管在丰富人类怎样生活的选择性上具有价值，但这种价值离有限个体似乎比较遥远，除非个体具有实践人类全部生活的潜能，或者有一种超越的个体，他可以从总体上构想人类生活的全部可能性。换句话说，普特南将个人自我实现与尊重他人结合起来的理论，只对上帝、超人或联合国有效。

另一位美国哲学家卡维尔 (S. Cavell) 构想了一种更为精致的欣赏他人的理论。卡维尔拒绝接受封闭的、固定的自我观念，主张自我总是处于朝着更高的、更完善的阶段发展的动态过程之中，这种努力向善的过程永无终结，这不是因为自我永远无法达到下一个更高的自我，而是因为一旦达到了一个更高的自我，另一个更高的自我又会立即出现并等待我们去努力实现；而他人正暗含着我们尚未实现但可以实现的更深远的自我，由此在追求自我完善的自由主义中又必然包含对他人的欣赏和尊重。

尽管卡维尔的论证非常精巧，但我们仍然看不到对他人的真正尊重，原因在于卡维尔的自我虽然在现实中是有限的，但具有无限的潜能，这种潜能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可以将所有他人的生活全部经历一遍。这种巨大的潜能在普特南那里是隐含的，在卡维尔这里则是显露的，他们都没有跳出西方理性盲目膨胀的窠臼。当然，卡维尔也意识到全部经历他人的生活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但他主张这在阅读和写作的语言领域中是可能的，阅读和写作因而被卡维尔当作调和自我完善与尊重他人的最有效的实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