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频繁而深入的交往，导致的结果有可能截然不同：既有可能导致文化冲突，也有可能导致文化欣赏。对于究竟会出现何种结果，我这里不想去做预言。我想着重指出的是，全球化时代必然会激发我们有关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新思考。本文着重梳理当前有关美学与艺术方面的思考。

不同文化之间的频繁交往，首先会促使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不同文化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特征?如果存在某种或者某些共同特征，是否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种适合全球化时代的新文化?有关这些问题的思考，构成今天思想界的焦点。比如，在宗教和伦理领域，思想家们在探寻人类共同遵守的最低纲领，在寻找伦理生活的底线。有人将“己欲立而立人”视为伦理生活中的金律，在不同宗教和文化中生活的人们都遵守这条金律。尽管有关伦理生活的最低纲领，不同宗教生活团体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寻找共同的最低纲领，是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即使在共同的最低纲领上最终并没有达成共识，也不能因此就怀疑这种思想探寻的意义，因为它至少会加深不同宗教生活团体的自我认识。为了将问题集中在美学和艺术领域，我这里略去有关背景和相关领域的讨论。事实上，我认为有关美学和艺术的讨论，可以为其他相关领域的讨论提供重要的启示，因为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中，最容易在美的判断上形成共识。换句话说，审美共识有助于我们理解伦理生活的最低纲领。这是一种出人意料的现象，但它并非难以理解。

我们之所以说审美共识有些出人意料，原因在于人们在美的判断上向来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谈到趣味无争辩”，“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些谚语表明，人们在美的判断问题上是完全自由的，没有确定的准则可以依循。即使有了确定标准，人们也不会拿它们当真，因为对标准的违背也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在其他领域中，违背标准，就有可能受到公众的谴责，甚至遭到法律的惩罚。由于在美的判断问题上，既没有抽象的标准，即使有所谓的标准也不会因违背标准而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就可以充分展示个人的偏爱。所谓审美共识，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然而，正是这种宽松性，使得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美的判断上容易达成共识。这是一种建立在无共识基础上的共识。这一点至关重要，且容易遭到忽视。我们不妨做些进一步的解当我们说在美的判断问题上没有共识的时候，这种说法只是适合于某种文化共同体范围内部。在任何一个文化共同体范围内部，在美的判断问题上受到的制约最小。用康德的术语来说，美是无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尽管康德美学遭到后现代美学家的批判，但是在某些方面他得出的结论依然有效。正因为美具有无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特征，它所受到的限制最小；正因为它所受到的限制最小，在有关美的判断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共识往往是限制的结果。不同的文化之所以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原因在于它们的限制不同，依据限制而形成的内部共识不同。文化多样性，实际上是限制的多样性，内部共识的多样性。限制程度越大，内部共识越强，体现出来的文化风格或差异就越明显，不同文化之间要达成共识的难度就越大。换句话说，在同一文化内部共识越强的方面，在不同文化之间就越难形成共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反过来说，在同一文化内容共识越弱的方面，在不同文化之间就越容易形成共识?当前国际美学和艺术领域中的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这种判断。无论在美学研究还是艺术创作领域，人们发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美的判断问题上最容易达成共识。

1994-1997年，科马(V. Komar)和梅拉米德(A. Melamid)实施了一个名为“人民的选择”(The People’s Choice)的系列绘画项目。他们雇佣民调机构来调查人们对艺术的偏好，范围涉及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十多个国家。调查的结果显示，人们在美的评判上具有惊人的普遍性：最受欢迎的颜色是蓝色，其次是绿色；具象绘画比抽象绘画更受欢迎；最受欢迎的画面构成要素有水、树木和其他植物、人物(尤其喜欢妇女和小孩，同时也喜欢英雄人物)、动物(尤其是大型哺乳动物，包括野生的和驯化的在内)。从科马和梅拉米德以民意测验数据做指导画出来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人民喜欢的风景画似乎出自一个原型，即东非那种散落树木的草原景观。

科马和梅拉米德得出的结论，与环境美学和进化论美学得出的结论完全吻合。一些环境美学家以民意测验的形式调查人们对于景观的审美偏好，结果发现草原景观是全世界人民最喜欢的景观。现在，让我们暂时撇开各种理论，回到人们的日常经验。那些在不同文化圈中生活过的人们会发现，事实上人们在自然风景、人(ti)、艺术等方面的审美判断上，并没有多大的差异。就自然来说，都喜欢草原景观；就人体来说，都喜欢身材匀称、五官端正、皮肤光洁、头发浓密而有光泽；就艺术来说，都喜欢具有惊人之美的作品，如泰姬陵、蒙娜丽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