躯体在“70后”寓言中成为最直观主题，除了个人及人类生存境遇描绘的必要性，再就是寓言方式必然的极端性走向。西医学认为，当身体或身体当中的某一部分器官引起主体注意时，必定意味着身体或该器官已经出现病症。“70后”艺术如此注重躯体呈现，亦表明在中国这一急遽转型时代，躯体的存在、人的生存出现问题。身体的首要残损即皮肉之伤，崔岫闻的《2004年的一天》叙述了一个穿着洁白衣裙的小女孩因外在伤口所带来的性意识觉醒、尹朝阳作品中人物器官渗出的荫血、谢南星作品中男人被阉割的不祥之兆、李继开的利刃割伤、何岸的疤痕炫耀、高瑀“血淋淋的情人”等，均显示了寓言美学对躯体存在的关怀：只有在躯体背负创伤之时，身体才能恰当地成为、找回、注意到它自己。“70后”艺术深刻地揭示出：这一代人实际上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这也是为何在“70后”艺术中大量出现死亡意象的原因——死亡作为躯体创伤的终端表达。

陈延辉《阳光》和秦琦《手枪》中死于非命的男尸、高瑀《隐士之死》中的符号亡灵、刘非《Pizza》中的动物尸体还原、刘瑾编导式摄影中的女尸，均将身体的寓言化引入尸体美学。在“70后”艺术那里，死亡不是为了现代主义的不朽而献出肉身，而是为了尸体的得到。寓言美学的救赎论坚持认为：没有尸体，救赎是无法完成的。然而，“70后”艺术中存在着一个无法克服的救赎悖论：“70后”艺术家们内心残存的精英主义情结，驱使他们不断地在死亡仪式中呈现一种“假定的殉身”，以便堂皇地从中寻找时代的疗救药，当然，它首先是医治自己;而困难在于，“70后”艺术先天与象征法则相隔绝的寓言意识，阻断了找到救药的可能性：救药的现身，需要作品显示出明显的象征意象、即使是已经被改变了的世界面貌;而寓言意识则仅展现最原始的大地景象，它的意象世界是浑沌的。

2、虚构叙事

“假定的殉身”构成“70后”艺术另外一个寓言特征：作为“顺势疗法”的虚构叙事。尽管与其他写作形式一样，寓言也无法逃离常规定义，但从一开始它就被看作是一种创造性文体。此高度声誉来源于：艺术史上并不缺少运用寓言意识制造故事文本的艺术家，罕见的是先天怀有叙事冲动的创作者。李暐的“撞入”与“自由度”系列构筑了一个疯狂的世界图像，在《29层自由度》这样的作品中，人们不仅要问：他为何会被踹下楼去?而答案是没有的，他人无从知晓，因为此殉身是自我假定的。虚构，就成为重新发现和找到自身的唯一通道，这种完全属于自我的戏剧性手法，以寓言式的观看角度，清除了现实世界的乏味，找回了艺术及寓言久违的主观态度，寓言即讽喻，即正话反说。荒诞的戏剧性因素提醒：“70后”作品中大量出现的神经质面孔和福柯式的疯癫，恐怕只有虚构才能把握其中真实。同时“这种方式不仅仅是为了表达自我绝望和痛苦，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避难方式和致幻方式。”[①]实际上在李暐的“自由度”系列和陈延辉的《我需要有人扶一把》以及刘瑾的《798工厂——受伤的天使》等作品那里,还是渴望得到救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