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抽空现象在中国画家作品里并没有被看做像晚期人道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思想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损失。相反带来了一种新的关于人的人类学。这种人类学基于模式理性的新陈代谢。它不是对称的重复，而是不对称性的增殖，是反不可辨认的混沌的智慧的命运之新规则的运用。智慧的命运意思是人的接受非连续性而不陷入无能的理性的绝望之中的能力。这一接受诞生于抛弃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傲慢，吸纳东方世界耐心的分析性。禅影响了美国行动绘画，欧洲绘画和凯奇的音乐。美国波普艺术推动了中国具象绘画去表现城市现实。但是，这一表现运用的是空间的静态视野。

中国画家之中存在着对艺术的道德理性的信心。这一理性能够创立对应自己时代的语言形式。差异在于，二十世纪末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创作的艺术家们使用了不同的乌托邦概念。这里占优势的是积极乌托邦观念，这一观念存在于二十世纪所有历史前卫中。这是一种关于艺术和其语言的权力的观念，一种在世界的混乱之上建立秩序的想法，一种有创造性的理性的西方乐观主义，认为能够影响改造世界和社会态度的过程。

当前的中国艺术家之中涌现出健康的消极乌托邦观念，认为艺术不可能在自己的范围之外建立秩序。无论如何制作的伦理相对于创造的政治占了优势。这一伦理在各种情况下都在分辨出一个对艺术的观念和 制作方式的聚焦过程。事实上，这些艺术家以孤独的方式构思他们的形式然后部分投入制作。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作品或艺术家强调构思过程重于制作的骄傲。而是一种在艺术中打开和社会接触，交流的可能性，消除常规的创造的礼仪。这种礼仪是在许多当代艺术中制作作品的宗教性的黑暗瞬间。不对称性也意味着合作和集体接触的原则。

自相矛盾的是，这里回归了艺术的文艺复兴的作坊的辛劳。作坊里一群无名的个体参与制作按艺术家小稿上预示的图像规定的作品。

现在我们没有具象，只有立方，锥形和其它几何形式。它们组成了我们的充满了科技——这一科技随时试图将身体非物质化和抽象化——的时代的具象。相反艺术倾向于使形式凸显出来，将身体交给几何。事实上这些两维或三维的形式总是具体的语言现实，一种可发展的，不可预见的并从未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的确认。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形式都以意外的角度发展和增殖而展现出新的几何色情主义的潜力。这些形式并不暗指美国摩天楼的强权或雕塑的修辞学，而永远是一种家庭式的奇观。中国抽象是反修辞的。它意图还给人一个内在的和精神的状态。为此再次抛开美国波普艺术和中国新波普用了表现城市现实的文艺复兴的透视法。这里的视野是反透视的，中国抽象从多个视点观察世界，它永远是一种创造动力的运动中的目光。

这意味着不是去制造一场对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形式的战争，而是创造一个分析和综合的语言领域。分析产生于对这些形式的家族的扩展和在我们目光下展开的总体的微妙力量综合的确证的可能性。不规则几何的扩展也造成了作品的独创的制作，这种制作开辟了自己在社会的统一一致面前完全自足存在的可能性。这样艺术便重启了它古老的操作实践的条规。这些中国画家的作品是艺术的金字塔，是思想和行动的汇集之处。构想和制作具体地交叉起来，建立一个不仅是由形式，也是由社会态度组成的创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