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今天，由于经济全球化及文化传播方式的变化，现代主义精英意识正在改变。当你直面问题时，问题不仅是对象化的，而且是主体化的，因为你就在问题之中，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当今世界如此之多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和精神问题与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我们和客体、对象的关系，由于有问题的共同性、共生性和共犯性，不再可能是二元分离的。当代艺术中自我意识所发生的变化，也就是主体的问题化，亦即主体的对象化。这其中既包含主体性的消解也包含主体性的寻觅，而主体意识的重建只能实现于不断直面问题和反省问题的过程之中。

主体既有问题，其内在结构就不可能是完整的、正确无误的和完全自我界定的。因此当代艺术的根本要义在于，通过反省自我来揭示问题并揭示问题的遮蔽者，即那些用宏大叙事和终极意义作为权力代码的操控性力量——国家政治、文化资本、惯性意识和知识型构等等。从此一意义上讲，当代艺术只能生长在荒原、野地、边缘、底层和另类之中。居于学院而没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态，是很难真正切入当代艺术的。

关于本土化与当代性

油画本土化和长期以来谈论的油画民族化问题大同小异，都是想在西方油画体系之外建立一个可以与之抗衡的中国油画体系。我不相信这种以夷制夷的帝国之梦。且不说当代艺术的文化竞争已不在油画领域，即便是相互比较，我们可能在油画创作中产生出很多个人成果，但决不可能化出一个中国油画体系。相信西方人即使以后大画水墨，也决不会去谈论什么水墨法国化、美国化的问题。结合中西古典艺术来达到油画民族化的目的，不过是集权主义的期待与欺骗，在民主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中国，不会对中国油画历史进程产生什么推动作用。

西方油画之所以在中国扎根，不是因为中国需要画“油彩的中国画”。中国油画的历史是直面问题的历史，而不是油画意象化、文人化的历史。把油画中国化、民族化视为古典油画语言和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结合，乃是旧瓶装旧酒，比起徐悲鸿旧瓶装新酒的思路其问题更多。

我历来主张中国油画创作中要有本土意识，这是指本土的中国的现实的问题意识。油画中国化、民族化的命题，由于不断注入保守主义含义，已变成一种非学术的权利策略，政治上由来已久，意识上根深蒂固，早已成为塞入集权主义、权重要求和既得利益的空壳。

对本土性、地域性乃至中国艺术独立性的讨论，不能离开油画的当代性问题，有意忽略、回避或拒斥当代性，显然不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