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说，当代艺术史的书写更包含着一种话语权力、确立规范者地位的意义，书写当代艺术史的同时似乎也在朝着指点江山、执牛耳者的权力颠峰攀登。问题在于，凭什么你书写的艺术史能够占据话语的制高点？你用什么样的标准、方法来书写当代艺术史才能获得广泛的认同和信服？

遗憾之处在于，上述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因为历史一旦进入语言系统，只能是一个主观性的东西，没有办法客观。”《江苏画刊》的副主编靳卫红认为。

除此以外，当代艺术史的书写还面临着真正的史实被掩埋起来、写作者无法发现或写作者由于手头缺乏某个资料，刻意用自己的逻辑方式将它串联起来等风险。“这里面存在很多不公平，只能留给别的人、留给将来填补。”靳卫红以吕澎的《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史》为例，“现在为止，它仍是记录中国当代艺术跨度最完整、包容量最多的写作，却还是证明了这个游戏的危险性。因为吕澎是当代艺术的参与者，他是当事人，当事人能不能够在这样的写作当中力所能及、客观地恢复历史的现场？可能比非当事人更难，也是我们写当代艺术史的根本性困难。”

当代艺术史书写的价值何在？

在传统认知中，历史书写无非两个功能，还原真相并提供价值判断。从当代人书写当代艺术史的角度看，受个人知识背景多样化、价值评判差异化、事实材料不全面性及缺乏时间沉淀等因素的影响，加之作者容易牵扯到复杂的人事纠葛里，真相与价值判断也在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就如李杨所说：“文学史到底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当代文学的写作到底能不能找到客观的标准？我们现在已经不相信能找到一个客观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