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可以写史吗？当代艺术史该以什么样的方法来写？书写艺术史作为一种确立经典的权力如何避免偏颇与片面？或者当代艺术史本身也是一种创作，永远做不到真正的全面与客观？1月23日，在东湖宾馆举办的第四届深圳美术馆论坛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杨以跨界观察者的身份向与会的当代艺术史作者、艺术批评家、策展人和美院教授们抛出针刺实质的发问。

由于个人知识背景的多样化、价值评判的差异化、事实材料的不全面性及缺乏时间沉淀，当代艺术史的书写尚无法找到超越一切的统一标准，对艺术作品、人物、事件的价值评价千差万别；甚至在尚未成为历史的当代，用史笔写当代的必要性也被质疑；进而触发书写当代艺术史意义何在的疑问。“当代艺术史的写作，恰恰可能是当代创作的一个部分，参与了一个新的文化空间的建构。”李杨更看重多元性的书写过程与结果对当代文化的补充作用。而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负责人孙振华则说得更直接，“历史是个越弄越不明白的问题。但它至少可以满足好奇心，至少可以提供多元思考和答案，形成知识积累。”

“当代”与“历史”的书写矛盾

作为一个进行时的概念，“当代”可不可以被写成一部史？这是一个听起来都觉得别扭的问题。历史就是过去，当代就是当下，写过去叫史，写当下叫什么？所以李杨把“当代艺术史”视作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当代不应该有史，当代就是永恒的当下，当永恒的当下把自己历史化的时候，实际上又把自己否定了，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当代艺术与历史这两个概念不相吻合。”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主任朱青生从学理辨析，“当代的概念是正在发生，还在继续。历史是结束了以后，我们回望。‘当代历史’在学理上不成立。”不过朱青生更愿意从历史这个概念所附着的态度来解释记录当代艺术的必要性，“在当代未必不可以引用历史的态度来研究问题。研究问题可以有一种批评的态度，也可以有一种鉴赏的态度，这是艺术的态度或者是思想的态度。在这之外，还有第三种态度，就是理性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学院的态度，也就是历史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