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现中、西绘画史，无论东方或西方的绘画艺术，大体上都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的“不似”——精细的“形似”——高一级的“不似”。

原始时期的绘画，例如：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上出现的鱼、鹿、蛙、人形图象，远古时代的岩画，欧洲远古洞窟壁画等等。那时的绘画尚处在幼稚阶段，对物象的刻画是粗糙的、简略的，可以说还画不准物象，正如儿童画一样，表现原始人纯朴天真的意念。这是原始时期的“不似”阶段。

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人类逐渐能够真实地再现物象，并且达到十分精细的程度。中国绘画发展到唐、宋时期，无论人物、山水、花鸟画，都可达到精细地刻画物象的程度。西方绘画发展到十五至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运用科学手段（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更能十分逼真地再现物象，使写实的绘画发展到高峰。人类绘画从原始的“不似”，发展到精细的“形似”，这标志着绘画的巨大飞跃。

然而，逼真的再现物象，并不是绘画的最高目的。绘画和其它艺术一样，都是人的精神产物。人要充分、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性灵，表达情感，就必须突破刻意模仿物象的阶段。因为刻意模仿物象，必须束缚着人的性灵的高度发挥。只有摆脱了“形似”的束缚，从“形似”中解放出来，绘画才能取得更大的自由。

中国写意绘画的形成与发展，正是逐渐摆脱“形似”束缚的结果。当中国的写实绘画（中国的写实绘画于西方的写实绘画有很大的不同，前者的写实是相对的，后者则更接近物象真实）在唐、宋之际发展高峰之时，人们开始不再满足写实的东西，而探索一种新的绘画形式，不再追求精细的“形似”，而是追求“意似”，于是逐渐形成了写意绘画。

早在魏晋六朝时期，中国文化史上呈现新的变革，文化思想领域十分活跃，强调人的自觉，追求人的内在精神以及个性的表现。文学方面，文论、诗论的发展；书法艺术的成熟；在绘画上，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谢赫的“气韵生动”，王异的“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这种强调神韵，强调自我的观点对以后写意画的产生有着积极的影响。

公元九世纪中叶，唐代理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以气韵求其画”，“以形似之外求其画”，反对刻画物象“形貌彩章，历历俱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提倡“自然者为上品之上”的观点，对写意画的发展起着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到公元十一世纪，北宋文学家兼书画家苏轼更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的观点，旗帜鲜明地向单纯追求“形似”的绘画提出挑战。单纯地追求“形似”，只是绘画的低级阶段，绘画不应以“形似”为满足，而应在“形似”之外另有追求，向更高的精神境界——“意”的追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也说：“古画画意不画形”，“忘形得意知者”（《盘车图诗》）。重“意”而不重“形”，成为写意绘画的基本原则。苏轼以后，历代写意画家，无不遵循这一原则进行着实践。

写意画经文人画家的提倡，得到迅速的发展（写意画又有“文人画”之称），到了元代已然蔚大观，“元人尚意”，“不求形似”已成为时代风气。沿至明、清又有所发展。明代徐渭、清初八大山人写意绘画已经成熟，近代吴昌硕，齐白石又将大写意绘画推向新的阶段。写意绘画从注重形似的工细绘画脱化而出，开始是半工半写，发展到小写意，进而到大写意。形由繁到简。而且愈来愈简，抽象概括性越来越强。不似的成份越来越多，八大山人晚期的作品就是突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