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你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鲁迅，那么，你怎样看待鲁迅与新时期的文学或者新中国小说千丝万缕的联系?
 

　　陈丹青:1949年以后，30年左右几乎没有纯正的小说，80年代才出一大批新作家，总算在文学断层这一端长出不少苗，但早期作品那种幼稚、贫薄、先天不足，和民国文学才子没办法比较，更难和鲁迅项背而望——17世纪的曹雪芹超越了15世纪左右的罗贯中和冯梦龙，20世纪的鲁迅，又以白话文小说一举超越了古典章回小说。现在90年过去了，其间千万篇小说，论文体和语言、论成熟感、论扭转时代的力度、论经典性，可能仍然不容易超越鲁迅。但不论如何，过去20多年毕竟兴起了大规模文学实践，许多好小说诞生了，而从几代作家望过去，在起点上，站着一位瘦弱的鲁迅。今天，我们的文学视野早已超越鲁迅，我们有理由以新的制高点、新的复杂感，看待鲁迅，但不论怎样议论鲁迅，我猜，弄文学的人都会拿他没办法。
 

　　大卫:这30年来，中国GDP上来了，但人的素质好像没有和GDP同步，中国人的“精神GDP”何时才能同步上来?

　　陈丹青:不知道。我相信一个国家、民族不顾一切地使GDP上来，可能证明这也是一种“素质”，甚至“精神”。
 

　　大卫:你有什么良方?
 

　　陈丹青:我没有良方，我只是希望大家反思甚至追究:为什么中国人不惜丧失“素质”与“精神”，而追求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