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因为我祖籍广东，我有很多亲戚在旧金山和纽约。还有一个原因，我毕业了留校做老师了，我还是觉得我得去取真经，我没大规模见过西方大师的原作，我得去看，这样我才能提高，否则我想再继续进步下去很困难。因为我学的是油画，是西方来的东西。第一代像徐悲鸿、刘海粟，第二代像留苏的那些人，都去过欧洲，去过苏联。我们是本土成长的一代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眼界非常匮乏，所以一有可能，我就觉得我得出去看看，就这样很单纯的一个念头就走了。

　　大卫:在一篇访谈里，你谈到，去国之际，有很多朋友给你送行?

　　陈丹青:我出国时大家摆酒席送行，有哥儿们站起来祝酒:丹青，你出去了!要做李政道、杨振宁，要做贝聿铭……我心下吃惊:原来是这思路?!

　　大卫: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陈丹青:我喜欢漫游，有点像催眠状况下的漫游，完全没有思想，只有视觉，只有所有的毛孔都张开了在感受。我在布达拉宫的时候是这样，我在纽约一个又一个美术馆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很容易进入这种状况。
 

　　大卫:你当初怀揣40美元，直赴美国，你怎样看待现在年轻人出国?
 

　　陈丹青:没看法。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应该在国际间自由出入。中国自80年代开放出国，标志中国摆脱了封闭国家的行列。
 

　　大卫:有不少青年朋友视你为偶像，那你的偶像是哪一位?
 

　　陈丹青:被人视为“偶像”，既危险又可笑。但年轻人总会找个什么家伙“偶像”一下子，我年轻时也一样，而且不止一个。年轻人要寻师，要听讲，当然理解的，但不要夸张一个人的作用，更不可看太高。如今一些社会“名流”给弄得不成个人样，包括我，便是这样子给弄坏掉的。我每讲演，年轻人就上来要签名，要拍照，我只好三陪小姐似地陪着耍，不然伤了年轻人的自尊心。现在容我说句狠话:真有出息的青年，不做这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