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之所以失语和缺位，是因为背后没有了可适用的足够强大的新理论和精神来支撑，心中也就无话可说了。如果文学批评不健康，谁受的伤害最大？当然是作家，还有文学。什么是健康的文学批评？标准有许多。陆天明认为，最最重要的标准是一条，就是能宽容地、理性地对待与自己文学主张不一样的文学实践。

6月27日，我们刊发了着名作家阎连科对当代文学批评的看法，他认为，批评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之于文学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批评能够给作家提供方向感，但批评的重建应当从回归作品入手。今天，我们刊发着名作家陆天明的专访，他提出，当代文学批评问题的症结不在语言和文风是否“鲜活”，问题在于，鲜活背后究竟有没有实在的理论支撑和精神支撑。他说，在中国，谁最盼望有“健康的文学批评”？当然是作家，还有文学。着名作家陆天明一直在关注本报推出的大型系列策划 “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关于当代文学批评，陆天明有话要说。他说，当代文学批评问题的症结不在语言和文风是否“鲜活”，问题在于，鲜活背后究竟有没有实在的理论支撑和精神支撑。呼唤和提倡“理论勇气”，培植和爱惜“理论勇气”，创造和规范滋生“理论勇气”的合适环境，便是当务之急，便是当下最缺的东西。这正是我们文学批评界最大的伤痛……

上世纪80年代理论上的“鲜活”实际上只是扮演了“搬运工”的角色。陆天明接受采访时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着名小说家和理论家，他还虔诚地向你分析《红楼梦》或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精妙博大；过几个月再去，就在挖苦“红楼”和托、巴二翁的笨拙和呆滞了，开始竭力向你推介文学只有表现人的潜意识流动才能达到至高至净的境界；再过几个月(有时是几天之后)，他会向你谈论，写小说必须并只有关注语言的节律美、音乐美，只应该按照理论大师康定斯基教导的那样去追求形式美，才能真正进入“小说艺术殿堂”，如果再去说什么内容对小说创作的重要性，就绝对太老套、太等而下之……当时的那种 “鲜活”，理论界和创作界那种脸色变换之快和求变欲望之强烈(包括我自己在内)，让你激奋到浑身战栗、手足无措的地步。应该说，那一阵理论上的“鲜活”，实际上只是扮演了“搬运工”的角色，也就是说把西方的一些文艺思潮(有些思潮实际上还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货)一股脑儿、如数家珍般搬进了如饥似渴的中国。而在当年那种历史文化语境下，这种“搬运”确实起到了冲击、解除“极左”思潮对中国文学和文学人的束缚，并替补了由此而出现的理论空白。但正因为当时的搬运是“生吞活剥”式的，并没按中国的实际状况进行相应的改造，于是一向以来被视为皇冠上最闪亮的那颗宝石的文学艺术(不仅是小说、诗歌，也包括电影、戏剧等)按照这一套理论演习，日渐地脱离中国民众和社会变革的现实，让人觉得越发苍白，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了极大的冷落。

陆天明说，无论是作家还是理论家，很长时间都没法适应这种“冷落”。“被冷落”的原因可以说上10条20条，但最关键的一条是那时候理论界已经没理论了。也就是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前10年如火如荼搬运来的那些理论在现实创作界“照猫画虎”般的实践成果遭遇读者和观众自发的阻击和怀疑后，现在轮到理论家手足无措了，失语、缺位的现象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之所以失语和缺位，是因为背后没有了可适用的足够强大的新理论和精神来支撑，心中也就无话可说了。理论界习惯用“六经”注我。当这个强大的“我”，突然变得恍惚不定，手中又丢失了惯用的那本“葵花宝典”，“我”既注不上，更谈不上让这个“我”去注“六经”了。再回到传统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轨道上去吧？那是万万不能的，也是万万不甘心的。这时候一个十分严峻的命题便摆在了文学理论界的面前：能在文学理论方面搞“Made inChina”吗？显然是必须的。因为没有精神支撑的理论界是一定要散掉的。立志搞理论的朋友大多都是立志做真理的叩问者、习修者、传播者和持守者，肯定是愿意做理论的“Made inChina”的。甚至还可以这么说，他们中间有人早就开始在做理论的 “Made inChina”了，只是没有公布，不便公布，我等不知道罢了。陆天明为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他说：“20多年前，我一个朋友的儿子高中毕业想去北大学哲学。那一年北大哲学系偏偏不招生，他便领了儿子去另一所着名大学去打听。那个大学的招生办主任对他说，你儿子素质那么好，学什么不行非要学哲学？中国没有哲学，没有理论。这个主任显然有点偏激，但他的情绪还是反映了中国的一个现状。理论家最可贵的不只是他比别人懂得多，而是他们有那种被称作‘理论勇气’的东西，能引领人们做思想和精神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