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文化苦难史的发现者与发掘者
——陶艾民的艺术之旅
中国儒家经典《礼记》除了定义女子的生理身体的生殖意义之外,同时对女性的身体家政伦理道德也给予了定位:
纳女子于天子曰“备百姓”,于国君曰“备酒浆”,于大夫曰“备扫洒”。(8)
中国古典社会中的女性身体,可以在不同等级男权话语中,扮演着不同的被动的文化角色。如生育、煮饭、洗涤等等。实际上女性身体的工具特征,在父权制的社会中没有严格意义的分工。女性一旦进入宫中,她就是帝王生育的工具和性欲的工具。即便是在诸侯与士大夫阶层的家中,女性照样成为男性的生育和性欲的工具。与此同时,女性同时还要承担煮饭、洗涤等工具性质的角色。生理身体的生殖意义和家政伦理道德的意义融为一体的父权制中性别的奴隶,非女性莫属。与亚里斯多德如出一辙的是,将女性身体视为家政伦理道德工具为特征的女性被奴役的地位,确定了女性的政治身份性质与政治活动的领域。女性从属于私密性并且是私密空间的守望者。女性私密性是指女性与自己身体、身份有关的生命与文化的空间。亚里斯多德主张女性一旦与男性结为夫妻,其主要任务是生孩子与做家务。显然女性所具有的生理身体的工具性等同与女性被政治定义的私密性。古希腊喜剧家德谟斯泰尼在他的辩护词《驳斥尼埃拉》中说,
我们拥有情妇是为了享受快感;我们纳妾是为了让她们每天照料我们;我们娶妻是为了有一个合法的后代和一个忠诚的家庭女卫士。(9)
实际上,女性所具有的生理身体的工具性,角色的分工,使女性成为屈服于父权制中两性性契约下的伦理道德的工具。除了充当父权文化的性欲工具的角色,就是父权文化的生育和劳作的工具角色。此时,性作为女性生存方式的另一种解读,是家政伦理中的女性身体的工具性。当性等同女性的身体,女性身体的工具性自然也在社会的伦理道德范围内。
在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社会形态中,女性身体的工具性是被父权话语控制并生产出来的伦理道德的模式。维护这种模式的标准,使女性的生育或者做家务,成为父系的一种伦理道德的自觉。而千百年来女性在父权话语生存中,文化的认同感使她们背负着繁重的生活担子,任劳任怨的操持家务。她们穿着父权文化赋予的“舞鞋”,不停的转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中国女性身体的工具色彩的一生,足以集结成为具有悲剧性的一部历史的大书:《女人经》。然而,中国女艺术家的作品《女人经》,叙事工具选自极富有传奇色彩并且已经磨损了的搓洗板,作为书简的媒材。作品将许多磨损的搓洗衣板联接起来,如同展开的古简。旧衣板上记录着女人一生劳作的痕迹,与作为古代官方典籍载体的简册形式融为一体,巧妙的利用古典男性使用工具,诉说女性历史与现实地位的尴尬。同时以一种封建社会伦理道德工具身体的质疑性,与人性道德女性身体的赞美,共同形成了悖论式的中国女性集体记忆的再造文本。
搓洗板作为中国农业文明的产物,一直是女性操持家务的重要工具。唐代诗人李白曾在自己的诗中说:“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可见唐代就已经十分普及洗涤用的棒槌了。从李白的诗中可以看出,可能是三三两两家庭主妇结伴在月光下的河边洗衣,或者是家庭主妇在家中洗衣。至今的南方水多的农村,依然可见女性在池塘旁一个棒槌槌洗衣物。而北方水少,一个木盆,一个洗衣板,一堆脏衣服,女性开始了一家人的衣物的清洁工作。直到中国当代生活中洗衣机已经普及了,城市作为洗涤工具的洗衣板才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在缺水的农村,洗衣板仍然是重要的洗涤工具。2004年,在京郊农村居住的女艺术家陶艾民,最初的创作动机只是一个女人寻找一个女人的故事,并从一位农村母亲的搓洗板获得了创作的灵感,开始萌发收集搓洗板的念头。在陶艾民在她的创作手迹中说:
一块磨的不能再用的搓洗板,还能有什么样的用途?收破烂的也不会收这样的东西。那些使用它的女人们也觉的它有什么特别,有的已经被她们不经意中遗弃了,或当柴火烧了,有的则被长年闲置在一角,腐朽不堪了……可对我来说,这里有太多的人生的内容。(10)
的确,一块洗衣板对于一个经常使用它的女性来说,再普通不过。然而这个伴随女人一生劳作的工具,最终因使用多年而磨损的凸凹不平,而不能再用,或当柴烧或被遗弃。如同女人的一生,操持着家务,终极一身的劳作让自己失去了美丽的光泽,最后不留任何姓名,也没有世人不朽的功名,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女人、母亲的生命返回大自然作了尘埃。陶艾民在磨损的洗衣板看到了一种女性文化的存在与消失的玄机。这就是陶艾民所说的“这里有太多的人生的内容”。
封建社会的女性没有自己的名子,嫁到夫家随夫姓,如果夫姓是王,就叫王氏。可见女性作为人的尊严是缺席的。一个女性嫁到了夫家的第二天一大早,梳妆完毕,做好了饭,送到公婆手里,新嫁女要吃公婆剩下食物。接下是公婆授于操持家务权力的仪式。至此,女性开始了父权文化的家政角色的生涯。(11)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女性在承担了父权文化家政角色的同时,必须维护封建社会的家庭礼教。男女公共活动的领域以及公共活动的实践,有着严格的界限。男子不谈家务事,女子不谈公务事。男子的公务事不说给女子,女子的家务事不说给男人。(12)一个封建礼教制约下的女子家务事的使命,不仅伴随自己的终身,同时也接受着最苛刻的伦理道德的制约。如《大戴礼记·本命》中的“七出”,就是按照父权文化的伦理道德制定的离婚标准。所谓七出是指女子嫁到夫家,违反七条规定就可以被休掉。其中包括了不顺从公婆、不生孩子、淫乱,嫉妒、有病、话多、盗窃等七项休妻的理由。一个女子嫁到了夫家,公婆的不顺眼就是一个女子厄运的开始。同时女子作为封建家庭传宗接代生育的工具,不生孩子视为大逆不道;封建男权可以妻妾成群,但是女子必须保持贞操,而且不能有任何的怨言;一个女子一旦操持家务身体要好,但要不苟言笑;自从女子嫁到夫家包括自己的嫁妆在内都成为了夫家的私有财产,如果擅自动用夫家财产,就构成“窃盗”行为。以上所有为封建礼教不容的行为都可以成为休妻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