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时非常虚心地听我谈一些意见，我就毫不客气地告诉他。我说中国足球搞坏了，他说怎么搞坏了，我说足球基础、技术风格都不抓，光急功近利抓成绩，你们永远也抓不上去。当时他让我谈谈奥运会的中国足球，我说没一点戏。我都这么批评他们足协了，南勇还是很谦卑地感谢我，他说谢谢张老师您能这么说，您这么说就是对我的信任。”张宇说，“而且我在执政时有什么困难也会给他打电话求救，他个人在细节上也都帮助我。我当时辞职以后，南勇打电话挽留我，他说你能不能不走，一个作家当老板不容易，我们希望足球圈文化人多一点，而且说有什么问题他帮我解决。我说我不是一怒之下走的，是计划好的”。2009年南勇上台、国家大力“扫黑抓赌”，张宇说：“2009年是中国足球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我们的足球已经落后到了人民群众不能容忍的地步，已经落后到了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也不能容忍了，要是再这样落后下去，我们丢了国家的脸面，这是一个心理上的背景。还有一个大的背景，我们周边的这些国家和地区，越南、香港、新加坡、印度，相继都进行了整顿足球，清理足球环境，非常严厉，非常健康。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已经落后了，在这个时候，就是在千呼万唤才出来的时候。”

如今，回忆起当足球俱乐部操盘手的经历，张宇说：“我本身就没有立志搞足球，我只是一个过客，不管之前做过什么工作，到最后我都是要回到书房的。”他笑谈自己喜欢当穷人的感觉。

青年周末：现如今中国足协和中国作协都是媒体和大众比较感兴趣的两个机构，也是比较敏感的两个字眼，你本身是文人，又当了足球俱乐部的掌门人，对于这两个部门你应该很有发言权，你认为在中国足协和中国作协之间，这种区别到底是什么？

张宇：中国足协是个很小的球类管理中心之下的足球协会，它和中国作协的级别不对等。级别不对等，党和政府对待的态度和力量肯定是不对等的。再一个不一样之处，中国足协市场开发的速度、面积和它的潜力跟中国作协没法比，作家协会是国家拨款，中国足协是钱花不完，发愁。

青年周末：你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写到一个很有才智的掌门人形象，他通过自己的兼容性，让球队取得好的成绩，能够运作下去。这种兼容性它的秘诀在哪？

张宇：这个兼容性是一个法宝，什么叫兼容性，这是对中国最好的一个阐述。兼容性这个词本身很温善。我这样理解，我是一个没有怨言的人，很少有怨言，我对生活这样定位，比如我做俱乐部董事长的时候，我很少埋怨别人，受了委屈也很少埋怨，就是这个环境。克服这种环境，改变这种文化，从我们自身做起，不要老埋怨别人做不好，这是不对的，实际上是一个自觉性。

青年周末：你现在彻底回归作家，不再掺合足球吗？

张宇：辞职之后我和足球圈的人彻底没有联系了，基本上我不主动跟他们联系。我感情在足球上，我对足球的发展非常关心，牵肠挂肚。虽然中国足球水特别浑，已经浑到不能再浑的程度了就要改革了。脏透了就要洗干净。我打个比喻，我们泼脏水的时候，不要把孩子也泼出去。我总觉得中国足球会搞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