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公旦修典章、创礼教三千年来，面子——人格面具化现象渐与中华文化结下不解之缘，至近五百年更加速增长，情势愈演愈烈；及晚清民国登峰造极，趋于鼎盛。

面子不属于儒教主流，是儒教义理经民间社会消化而生成的世俗文化。面子又似乎像矿物质一样，溶解于中国人的血液，成为今日中华文化的锌、铁、钙，并外显为许多中国人爱面子的性格。这是一种非理性的价值观，也是一种略含荒诞成分的伦理情感。如果说世界人民都讲面子，那么毫无疑问，最讲面子的应该是中国人。若论最简洁的证据，便是鲁迅怒其不争的“阿Q精神”。踏破铁鞋走世界，也难寻比中国阿Q更阿Q的阿Q，和比阿Q精神更虚妄的“精神胜利法”。中国，无疑是阿Q精神的故乡。

阿Q精神如何得来？窃以为，背后本是面子体制作祟。

物质与精神脱节，才可能搞“精神胜利法”。但是，谁让它们脱节呢？面子是也。

讲面子既是中国社会的刚性铁律，那么，作为中华文化的支脉——江湖，自不例外，甚至比传统文明有过之而无不及。江湖面子不仅继承古典面子，而且进一步蜕变成江湖的一种交易工具，即俗称的面子规矩。比传统社会只提倡价值观、只借助舆论监督更严酷、更约束。江湖第一谚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潜台词即是社会约束多，个人自由少，连自己的荣耀都反过来捆绑自己，简直不是自己的财富，倒像是自己的主子，自己沦为丧失自由的奴隶。

江湖道上比民间百姓更讲面子。尽管大家都讲面子，但是分量大大不同。在“道上”——会党、帮派、山头，或者关系网络……不仅讲面子蔚然成风，甚至具有强制性惯例，形成一种专制力。因惹面子是非掉脑袋的事，在江湖上不在少数。江湖面子的要紧，远超过未江湖化或江湖化程度低的百姓。涉世不深的平民百姓，若不爱惜面子，至多落得尴尬脸红，大家嬉笑，过后不再思量。然而，江湖面子则不然，不仅要求内心严格自律，更有舆论压力，周遭无数双眼睛盯住你的一言一行，随时诉之铁律。违反者，必受罚。这就是所谓“江湖规矩”。谁坏规矩，修理谁。在“道上”，损面绝非小事，只要伤到头面人物的面子，都是惹事闯祸。实力人物之所以称为“头面人物”，就因为实力与面子的复杂渊源。

面子三要素：荣誉、规矩、资信

为梳理面子知识，需要对江湖面子的语义做一重新解读，以利展开叙述。江湖面子源于传统社会，但蜕生了新的意义，即目的手段化，目的手段相混淆，假戏真做，真伪难变。而传统面子仅囿于价值观，在逻辑上属于目的范畴。

首先，面子是“道上混的”的主要生活目标之一。

仅就这点而言，并无特别，与明代以前传统社会的面子完全相同，比如项羽乌江自刎以谢江东父老，还有韩信蒙受“胯下之辱”。这属于人生价值观，与买卖交易无关。明清以后，以江湖为代表的面子，要害就是做买卖——买面子、卖面子……面子工具化，藉以交易。

先说人生价值观。江湖面子的特点是讲面子更甚，不遗余力，不顾其他。可以不计成本、撑门面、拉场子、铺张排场，动辄千金散尽、负债累累，却毫不在乎。偶尔，为了争面子大打出手，一句话抹不开就拳脚相向、动刀拔枪，闹出人命。这种非理性的故事，充斥于旧社会帮会为面子火并的故事。面子之大，肯定不亚于地头、金钱和女色，有时候为了面子，还会将女人让给别人。

其次，江湖面子的新增功能并不囿于价值观或人生目标，而延伸成手段和工具，参与利益交易。它僭入江湖制度成为“规矩”，成为惯例制度的一部分，从而产生了蜕变。价值观工具化，人生目标手段化，是江湖面子的新特色。价值观连同新的面子规矩，称为“面子制度”，这是一种基于习惯和博弈力量的不成文体制。

至于各地“面子规矩”的细目，则千变万化，一般在帮会章程、戒律或“海底”里有明文条目。至于紧密的私人关系网，面子规矩则更加复杂，附着于具体的地位、身份及当时的私交状况，也依附于当事人的直觉判断，旁人可意会不可言传，所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是也。人情练达，是“老江湖”的标志，也是区分老江湖和小喽啰的分水岭。

“面子规矩”虽难归纳，却有“以不变应万变”的简单方程式。譬如，最少要给人留面子，不伤人情面；最好能恭维人、戴高帽、捧场……效果便能八九不离十，言行不逾面子规矩。在此，不妨称作“面子傻瓜定律”。

综合以上二点。面子，第一是人生目的，属价值观，第二是制度，属手段。接下来，谈论一种新情形(算作其三)——老手段又生新手段，制度工具衍生的交易工具。

其三，因有刚性制度作保障，促进行为规范性、可预见性，江湖面子的数量呈现累积特性，个人面子可以越做越大，渐渐滋生了类似金融的“资信”功能，发展到名声当饭吃。这种面子资信的演变，大约发生在元明之际。元明之交的14世纪，诞生了古典名着《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二者都是江湖精神启蒙之作，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灵魂。表面上看，《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故事互不搭界，一个北宋一个东汉，然而骨子里都是借古寓“今”，即元明民间社会。《水浒传》展示朝廷外的广阔社会生活，《三国演义》讲“桃园三结义”和私人关系网的道理，二者连读，互为补充。虽为历史演义，其实篡改史实，迎合茶楼听众的江湖口味，是历史的“戏说”和“江湖说”，是对体制外空间的想象。《水浒传》说帮会，《三国演义》说结拜，是元明江湖教门、会门和移民关系网络的投射。是故，担当中国人学习江湖的教科书，专事教授“四书五经”里学不到的功夫。所以，《水浒传》、《三国演义》实为中国江湖文化苏醒的宣言书。

《水浒传》里的男主角宋江在山东、河北一带行走，不论到何处都呼朋唤友，连不谋面、仅闻其声的江湖汉子都奉其为上宾，热情款待。用经济学眼光看，宋江的名声相当于今天的信用卡消费。今人没有“及时雨”的名声，但只要有一张信用卡，到外地也能享受宋江般的五星级服务，吃喝享受，“唰、唰”两下搞定。没有宋江哥哥，有信用卡也行。

古代的名声与现代的信用卡，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经济学视野里都属社会信用体系。宋江的牛气，直出于“呼保义”、“及时雨”的江湖名声。江湖文化信奉为人仗义，笃行者天下共景仰。义气之重要，在江湖里等同于宗教，备受推崇。这是一个关于面子资本化、信用化的范本，今日仍不乏大量“宋江遗迹”，譬如有名气的人物到外地旅行，当地人盛情款待，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好面子的主人因接待名人而满足，日后当自吹自擂的本钱，而客人更落得方便安逸，好吃好喝。

其实，江湖上已经形成惯例，面子大等于有本钱，于是精明人便挪来做事，变作资本生利。

作家沙叶新写有一部话剧《假如我是真的》轰动一时，骗子主人公假扮衙内行招摇撞骗，几乎得逞，却在千钧一发时被戳穿。剧作家借主人公台词说：假如我是真的，就应该得逞吗？主人公尽管未得逞，却反映衙内的名分和面子肯定可以当饭吃。所谓名声，即名分包含的“声势”，源出于名分；而名分蕴含面子。一张名片印有“总经理”、“××长”，既是职业身份，也显得有面子。

名声，之所以藉以招摇撞骗，背后道理是面子的资信。

譬如，一句“您老面子大”，等于你的面子负载的资信，可承担一定的信贷抵押，用于人情上或财务上的债务交易，其功能类似银行业的商业信用。之所以能抵押，是因为按“道上”规矩——强制性的惯例，面子比钱财重要，没有人敢为钱财不要面子。面子买都买不来，岂能自损？生活中，只有人舍财追逐面子，无人舍面子换财。所以，借钱的不怕有面子的赖账，全因有面子作抵押。面子只要不是假的，都可以抵押。面子大，等于资信水平高。面子小，自然资信低，抵押不了什么。

荣誉、规矩、资信三点勾勒了江湖面子的大轮廓。以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看，目的里有手段，手段里有目的，相互渗透，手段目的集于一身，这便是中国江湖的面子。

世界各国几乎都讲面子，譬如英国人“lose face”是丢面子。不同之处在于，全世界的“面子”或其类似现象都仅限价值观，具体说是尊严和自尊的一种表述形式。面子仅是尊严的口头语，特征是道德自律，自己管自己。这是一道中外面子的分水岭，也是古代与近代中国面子的分水岭，也是本分面子与江湖面子的分水岭。面子工具化是江湖面子的一般标志。江湖面子不仅是价值观，更多的是交易工具和惯例制度。

一个仆人不小心丢失了主人贵重的银勺子，他明白不仅要赔偿，而且还会被解雇。若那样，就大丢脸面。所以，他选择先发制人，先炒主人的鱿鱼，并且当着大家故作大度地说，算我倒霉，这个月工资我不要了。其实，是拿工资抵那个银勺子的钱。

作为一位外来的旁观者，明恩溥一针见血评论道：“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事实的问题，而是形式问题。”何以见得？他以“和事佬”加以诠释：

甲乙二人吵架，和事佬通常并不理会事实真相，只根据双方面子的大小，撮合一个方案，使争吵双方都能保住面子，达成均势。就好像欧洲政治家处理国际纠纷时，奉行的势力均衡原则。

明恩溥的面子故事看来更显生动，如果没有这种旁观式的记载，也许至百年后今天，原生态面子早已绝迹，人们看到的只是面子在现代语境中的遗迹。细忖四个故事：第一个说性命不要紧，第二件说债权不要紧，第三件说丢职业不要紧，第四件说事实真相不要紧；四件事情都可不要，唯独不可丢面子。说明面子胜于一切。换句话说，它就是人生最终目的，即绝不可剥夺，神圣不可侵犯；你若犯我面子，我跟你拼命。

归纳鲁迅和明恩溥的故事，至少明白一个面子观点：面子是中国人不可剥夺的生活目的。不论中国人有无其他目的，但面子肯定是目的之一。俗语说：“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面子肯定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宁可丢性命也不可丢面子。

古今面子对照看

一个世纪后，面子又有新发展。在保留人生目的的同时，面子在现代社会蜕变为交易手段，变成资本载体和交换媒介，譬如“捧场”、“卖面子”或“留面子”。

面子被手段化以后，便生出赤裸裸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与古典尊严价值观背道而驰，进而变成欺诈和蒙骗的手段。譬如，一个人贷款买豪华轿车，驶来和你谈一笔大生意，这是当代十分常见的情形。借助面子，生意容易谈成，但是背后的风险却增加了，极易演化成坑蒙拐骗。

当代面子则更可笑，譬如街头“乳头红晕”和“处女膜再造”广告。妓女们和“二奶”隔三差五再造“乳头红晕”和“处女膜”，损一回造一回，嫖客们便兴致勃勃地享受“开苞”，在嫖友面前自诩“只玩开苞”，感觉十分有面子。背地里，妓女、老鸨们一边点票子一边偷笑。这类现象，在面子目的之外，滋生出面子手段，比之传统社会的面子增加了复杂性。读者留意，手段性是江湖面子的显着特征，是区别于世界性面子和传统中国面子的标识，譬如“捧场”、“给面子”、“轧台型”、“拉场子”、“踢场子”都是手段性面子。为透析面子，先将它分成手段和目的两型，目的型便是传统的面子，甚至是世界型面子。它是现代面子的前身，所以要先分开谈。

明恩溥说的那位仆人的传统面子，几乎一直延续至今，在城市打工仔群体中仍很常见。但凡确认自己将被解雇，某些人会先炒老板鱿鱼，在老乡或者打工圈子保全自己的面子。看起来，好像不是老板嫌自己不好，倒像是自己嫌老板不好，虽丢饭碗却不丢面子。如果既丢饭碗又丢面子，那就麻烦了，传出去名声不好，下一碗饭不好找。

另外，还可以信手拈来一些与古代面子相似的例子。

故事一，搞赠票比买票有面子：

2001年某老牌足球甲A劲旅因为经济压力面临危机，原因是球票卖不动。在该城，大家沾亲带故都是朋友，每逢比赛球迷们千方百计托人蹭票。例如有一位教练，他的朋友平素有恩于他，所以每场比赛必让教练弄票，赛毕再请教练和另几位球友暴撮一顿，花的钱比球票还多。这位朋友图什么呢？教练说，就图每次给他送票时的那种有面子的感觉——“瞧！咱哥们给咱送票来啦”。这叫有面子。球迷面子有了，经济上也没有占便宜，请酒的花销可能比球票更多，肥水流了餐馆、饭店，倒误了足球俱乐部的收入。球队作为主角反倒亏了，该得的收入没得到。

故事二，被人冤枉丢了面子：

据央视《今日说法》2000年4月8日、9日两期连续报道，在中国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一位体面人家的孩子放学时摸了一下路边的自行车，被保安员当作小偷扣留下来盘问，并做了口供笔录。事后，极爱面子的父亲从外地出差回来，一听说此事，勃然大怒，斥责孩子母亲没管好孩子，惹出了丑事，让全家没面子。万万没想到，悲愤之下，母子二人羞愧难当，第二天双双自杀了。

明恩溥的警句：“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是面子问题”，便是中国人讲面子的实质。中国人讲面子仿似一种“洁癖”，不以事实为依据，而以表象为依归。不论多么干净的自尊心，一旦遭损就变肮脏了，而不管它是否真正干净，反映了面子与事实的分裂。

80多年前，鲁迅以小说《阿Q正传》鞭笞“精神胜利法”，国人一片叫好，一片溢美，并人人自省。新中国建立后，更被编入学校教材，阿Q精神和“精神胜利法”臭名昭着，尽人皆知。但是，半个世纪以来，日常百姓生活的阿Q精神有增无减。老阿Q们一批又一批故去，新阿Q们一批又一批诞生，连吸奶嘴上大学的新人类都不乏大量阿Q。不论文人和百姓如何耻笑阿Q，阿Q总是不断地冒出来。甚至连文人圈子自己都不乏大量阿Q，一面骂一面做阿Q，颇有“贼喊捉贼”的意味。如此一来，阿Q便生成一个怪圈，你骂归骂，嘲讽归嘲讽，我逍遥得很。

原因不复杂，这个社会具有批量生产阿Q的土壤。归根结底，追求“精神上”即面子的胜利，是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江湖社会的惯例制度，几乎积习难返。社会生活的基石不是理性，而是教条主义的礼数，而礼数的基本单元是名分。人的一生，生于名分，死于名分。面子，是对优势名分的追求。如此一半，礼教为树根，面子为枝叶，阿Q为叶梢。治理阿Q，等于给树梢剪枝，结果可想而知。阿Q精神不啻中国文化森林里的一株小苗，而面子制度则是一片广袤的森林。文人骂得舒服，骂得安逸，但只要基于名分的个人角色体制不变，中国的面子将始终不变。阿Q精神包含的深层性格，与其他传统国民性乃至文化制度元素交织一处，这些制度元素植根于集体无意识之中，盘根错节。若单铲除一枝，其必故态复萌，不消多久又新叶繁茂。此乃“骂不死的阿Q”之缘故。

阿Q精神怕什么？怕制度革命。

制度未变，人生置身的社会结构就不变——阿Q精神、面子、关系、人情和“混”世态度……这一条藤上的瓜瓜儿都不变。此一切，皆因惯例制度使然。解读阿Q，必先解读面子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