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公旦修典章、创礼教三千年来，面子——人格面具化现象渐与中华文化结下不解之缘，至近五百年更加速增长，情势愈演愈烈；及晚清民国登峰造极，趋于鼎盛。

面子不属于儒教主流，是儒教义理经民间社会消化而生成的世俗文化。面子又似乎像矿物质一样，溶解于中国人的血液，成为今日中华文化的锌、铁、钙，并外显为许多中国人爱面子的性格。这是一种非理性的价值观，也是一种略含荒诞成分的伦理情感。如果说世界人民都讲面子，那么毫无疑问，最讲面子的应该是中国人。若论最简洁的证据，便是鲁迅怒其不争的“阿Q精神”。踏破铁鞋走世界，也难寻比中国阿Q更阿Q的阿Q，和比阿Q精神更虚妄的“精神胜利法”。中国，无疑是阿Q精神的故乡。

阿Q精神如何得来？窃以为，背后本是面子体制作祟。

物质与精神脱节，才可能搞“精神胜利法”。但是，谁让它们脱节呢？面子是也。

讲面子既是中国社会的刚性铁律，那么，作为中华文化的支脉——江湖，自不例外，甚至比传统文明有过之而无不及。江湖面子不仅继承古典面子，而且进一步蜕变成江湖的一种交易工具，即俗称的面子规矩。比传统社会只提倡价值观、只借助舆论监督更严酷、更约束。江湖第一谚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潜台词即是社会约束多，个人自由少，连自己的荣耀都反过来捆绑自己，简直不是自己的财富，倒像是自己的主子，自己沦为丧失自由的奴隶。

江湖道上比民间百姓更讲面子。尽管大家都讲面子，但是分量大大不同。在“道上”——会党、帮派、山头，或者关系网络……不仅讲面子蔚然成风，甚至具有强制性惯例，形成一种专制力。因惹面子是非掉脑袋的事，在江湖上不在少数。江湖面子的要紧，远超过未江湖化或江湖化程度低的百姓。涉世不深的平民百姓，若不爱惜面子，至多落得尴尬脸红，大家嬉笑，过后不再思量。然而，江湖面子则不然，不仅要求内心严格自律，更有舆论压力，周遭无数双眼睛盯住你的一言一行，随时诉之铁律。违反者，必受罚。这就是所谓“江湖规矩”。谁坏规矩，修理谁。在“道上”，损面绝非小事，只要伤到头面人物的面子，都是惹事闯祸。实力人物之所以称为“头面人物”，就因为实力与面子的复杂渊源。

面子三要素：荣誉、规矩、资信

为梳理面子知识，需要对江湖面子的语义做一重新解读，以利展开叙述。江湖面子源于传统社会，但蜕生了新的意义，即目的手段化，目的手段相混淆，假戏真做，真伪难变。而传统面子仅囿于价值观，在逻辑上属于目的范畴。

首先，面子是“道上混的”的主要生活目标之一。

仅就这点而言，并无特别，与明代以前传统社会的面子完全相同，比如项羽乌江自刎以谢江东父老，还有韩信蒙受“胯下之辱”。这属于人生价值观，与买卖交易无关。明清以后，以江湖为代表的面子，要害就是做买卖——买面子、卖面子……面子工具化，藉以交易。

先说人生价值观。江湖面子的特点是讲面子更甚，不遗余力，不顾其他。可以不计成本、撑门面、拉场子、铺张排场，动辄千金散尽、负债累累，却毫不在乎。偶尔，为了争面子大打出手，一句话抹不开就拳脚相向、动刀拔枪，闹出人命。这种非理性的故事，充斥于旧社会帮会为面子火并的故事。面子之大，肯定不亚于地头、金钱和女色，有时候为了面子，还会将女人让给别人。

其次，江湖面子的新增功能并不囿于价值观或人生目标，而延伸成手段和工具，参与利益交易。它僭入江湖制度成为“规矩”，成为惯例制度的一部分，从而产生了蜕变。价值观工具化，人生目标手段化，是江湖面子的新特色。价值观连同新的面子规矩，称为“面子制度”，这是一种基于习惯和博弈力量的不成文体制。

至于各地“面子规矩”的细目，则千变万化，一般在帮会章程、戒律或“海底”里有明文条目。至于紧密的私人关系网，面子规矩则更加复杂，附着于具体的地位、身份及当时的私交状况，也依附于当事人的直觉判断，旁人可意会不可言传，所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是也。人情练达，是“老江湖”的标志，也是区分老江湖和小喽啰的分水岭。

“面子规矩”虽难归纳，却有“以不变应万变”的简单方程式。譬如，最少要给人留面子，不伤人情面；最好能恭维人、戴高帽、捧场……效果便能八九不离十，言行不逾面子规矩。在此，不妨称作“面子傻瓜定律”。

综合以上二点。面子，第一是人生目的，属价值观，第二是制度，属手段。接下来，谈论一种新情形(算作其三)——老手段又生新手段，制度工具衍生的交易工具。

其三，因有刚性制度作保障，促进行为规范性、可预见性，江湖面子的数量呈现累积特性，个人面子可以越做越大，渐渐滋生了类似金融的“资信”功能，发展到名声当饭吃。这种面子资信的演变，大约发生在元明之际。元明之交的14世纪，诞生了古典名着《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二者都是江湖精神启蒙之作，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灵魂。表面上看，《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故事互不搭界，一个北宋一个东汉，然而骨子里都是借古寓“今”，即元明民间社会。《水浒传》展示朝廷外的广阔社会生活，《三国演义》讲“桃园三结义”和私人关系网的道理，二者连读，互为补充。虽为历史演义，其实篡改史实，迎合茶楼听众的江湖口味，是历史的“戏说”和“江湖说”，是对体制外空间的想象。《水浒传》说帮会，《三国演义》说结拜，是元明江湖教门、会门和移民关系网络的投射。是故，担当中国人学习江湖的教科书，专事教授“四书五经”里学不到的功夫。所以，《水浒传》、《三国演义》实为中国江湖文化苏醒的宣言书。

《水浒传》里的男主角宋江在山东、河北一带行走，不论到何处都呼朋唤友，连不谋面、仅闻其声的江湖汉子都奉其为上宾，热情款待。用经济学眼光看，宋江的名声相当于今天的信用卡消费。今人没有“及时雨”的名声，但只要有一张信用卡，到外地也能享受宋江般的五星级服务，吃喝享受，“唰、唰”两下搞定。没有宋江哥哥，有信用卡也行。

古代的名声与现代的信用卡，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经济学视野里都属社会信用体系。宋江的牛气，直出于“呼保义”、“及时雨”的江湖名声。江湖文化信奉为人仗义，笃行者天下共景仰。义气之重要，在江湖里等同于宗教，备受推崇。这是一个关于面子资本化、信用化的范本，今日仍不乏大量“宋江遗迹”，譬如有名气的人物到外地旅行，当地人盛情款待，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好面子的主人因接待名人而满足，日后当自吹自擂的本钱，而客人更落得方便安逸，好吃好喝。

其实，江湖上已经形成惯例，面子大等于有本钱，于是精明人便挪来做事，变作资本生利。

作家沙叶新写有一部话剧《假如我是真的》轰动一时，骗子主人公假扮衙内行招摇撞骗，几乎得逞，却在千钧一发时被戳穿。剧作家借主人公台词说：假如我是真的，就应该得逞吗？主人公尽管未得逞，却反映衙内的名分和面子肯定可以当饭吃。所谓名声，即名分包含的“声势”，源出于名分；而名分蕴含面子。一张名片印有“总经理”、“××长”，既是职业身份，也显得有面子。

名声，之所以藉以招摇撞骗，背后道理是面子的资信。

譬如，一句“您老面子大”，等于你的面子负载的资信，可承担一定的信贷抵押，用于人情上或财务上的债务交易，其功能类似银行业的商业信用。之所以能抵押，是因为按“道上”规矩——强制性的惯例，面子比钱财重要，没有人敢为钱财不要面子。面子买都买不来，岂能自损？生活中，只有人舍财追逐面子，无人舍面子换财。所以，借钱的不怕有面子的赖账，全因有面子作抵押。面子只要不是假的，都可以抵押。面子大，等于资信水平高。面子小，自然资信低，抵押不了什么。

荣誉、规矩、资信三点勾勒了江湖面子的大轮廓。以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看，目的里有手段，手段里有目的，相互渗透，手段目的集于一身，这便是中国江湖的面子。

世界各国几乎都讲面子，譬如英国人“lose face”是丢面子。不同之处在于，全世界的“面子”或其类似现象都仅限价值观，具体说是尊严和自尊的一种表述形式。面子仅是尊严的口头语，特征是道德自律，自己管自己。这是一道中外面子的分水岭，也是古代与近代中国面子的分水岭，也是本分面子与江湖面子的分水岭。面子工具化是江湖面子的一般标志。江湖面子不仅是价值观，更多的是交易工具和惯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