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苏里：《放虎归山》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的作品，《何枝可依》是最近几年的作品。你1983年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读《费尔巴哈》章”放在新集子里，有什么考虑？

李零：没什么深义。《何枝可依》叫“待兔轩读书记”，只是个读书笔记的汇编，是个自己教育自己的东西。那篇东西写得最早，当然得排在最前面。我这个集子，收的都是挺严肃的东西。这篇东西，不是我以前那种杂文。不仅这篇不是，其他各篇也不是，没一篇是。你也许把这个集子当政治表态了吧？其实我对政治的关注十分有限。如果表态，一两句话就够了，不必埋头读书，更不必写这么多字。我的书，不是政治表态，只是思想记录，好像档案一样，你一查就知道了，这家伙还读过马列，居然不悔其少作。

政治和学理，学理经常拗不过政治。我把两者分得很清楚。我国的知识精英经常说，政治家和老百姓都不讲道理，对他们的暴烈行动很害怕。我也害怕，但我心里明白，天底下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这些人干出来的。知识分子干不了大事。没有任何政治家或老百姓是按学理来办事。

刘苏里：这牵扯到一个观念和历史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

李零：学术一进入政治，马上被符号化。很多所谓学术争论都是围绕一些政治符号而展开，都有点托古改制的味道……知识分子比谁都追求自由，但也比谁都专制。

政治家再专制，也还得讲权力平衡、利益平衡，而知识分子在骨子里却非常排他。“百家争鸣”，现在大家都说，那是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但当时的人可不这么看。不仅统治者觉得这是天下大乱之象，知识分子也很不满，说道术将为天下裂。他们只认为他们那一家的主张是好的，恨不得把别人全都灭了。

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宗教信仰不同，趁早别讨论，扭头就走。扭头就走那算是好的。立场不同，说不到一块儿，非在一块儿争，说着说着，刀就拔出来了。

有时候，暴风骤雨，大革命，你觉得很难理解，其实很好理解——是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行为。人，不仅有利益冲突，还有蜚短流长，叽叽喳喳，各种小别扭，平常毕竟有很多东西管着，不一定就是法律，来个运动，说话难听，平常得罪人的，很容易就丢了性命。

刘苏里：这是人类自身的特性，还是某些文化人群的特点？

李零：人比动物凶猛，文化人也不是善茬儿。

刘苏里：你常逆着风潮说话。你最新写的“传统为什么这样红”，也是逆着风潮——痛批传统，你戗着说；滥捧传统，你也戗着说。

李零：我们读书那阵儿，是“避席畏闻文字狱”，现在是“着书都为稻粱谋”。我的谈话方式是过去练就的，在危险的环境里练就的。话最好不讲；讲，就要讲值得说的话；非说不可的话，而且要凑着对方的话来讲。我的话都是有感而发，有很强的当下所指。鲁迅说，在这个可诅咒的地方，击退这个可诅咒的时代——这是一种快感。

现在讲话的环境，从政治方面看，比过去好多了。但危险来自另一方面，媒体和舆论有放大效应，得罪人的话，不说则已，一开口，就得罪一大片。我说话比较直白，因为直白，才有快哉快哉的感觉。但我的更大特点，其实是含蓄，摆事实胜于讲道理。我很少指名道姓，也很少下结论，目的是给读者留下较大的想象空间。这给人一个印象，我说话很放肆，好像集束炸弹，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指不定是谁，让他觉得我扎了他的心窝子，受伤的不止一个。其实，我特怕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