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媒体应当获得的权利与自由，以及不少地方对媒体横加干涉与限制的现状，对“媒体恶意倾向性”进行追责会是最重要与迫切的吗？在《关于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中，立约者承认，“司法权力与言论自由、特殊人群（特别是未成年人和其他需要提供特殊保护的人）的权利之间的平衡，是非常难以取得的。”因此它也提出，对于与此相关的个人或者群体，必然采用下列的一种或者多种方法加以应对：立法解决、媒体协商、媒体联合会、还可以是媒体行业内部制定的媒体职业道德准则。试问在这方面，我们又做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