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恶意倾向性报道在审案件将追责。最高人民法院日前下发《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同时，该规定也列举了追惩媒体的五种情况：恶意有倾向报道在审案件的，泄露国家或商业秘密的，损害法官名誉及诉讼参与人权益的，干扰审判及执行的，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正的。

高法规定甫出，我就仿佛听见一声巨大的哗然，在网络深处蔓延。这不光是论者指出的，它对法院接受舆论监督仅仅强调“应当”，缺乏具体违责惩处措施，执行效力就会打折扣；而对媒体“侵权”则分列五种详细情形，甚至要“依法追究”。这种对双方违责的不对等，让人感觉有点袒护法院而苛责媒体，更在于以“恶意倾向”来对媒体追责，很可能演变成为对媒体的设限，进而成为对媒体及公民言论权利的打压。

“媒体恶意倾向性报道”将如何界定，怎样的意味才算是恶或非恶的，而媒体的这种“恶意倾向”又是由谁了算？这样一些问题不禁让人深感怀疑，并为之神伤。它让人不由得想起一句在2009年大放异彩的官话就是：你到底是替谁说话？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因为到底替谁说话，总是能反映出某种倾向性来的，而以此之立场观彼之言论，也总是难保会匝摸出一些“非我族类”的恶意来的。那么又如何保证这个“媒体恶意倾向性报道”不会成为一根棍棒，不仅授人以柄，而且令有恃者无恐？会不会这样一来，曾经无数次上演的网民发帖而引起“诽谤案”就将一一得到司法支持？

不得不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多数的中国人总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度某些现实。也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揣度总是屡屡成真。所以有了当年高法对刘涌案的提审与改判。这当然不是媒体可以“恶意倾向性报道”的理由，但无疑是可以用来追问何为“恶意倾向性报道”的素材。这其实意味着，如果司法的确存在某种恶意与不公，那么又如何好去指责媒体的“恶意倾向”？除此之外，真正令我感到废然的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为媒体的自由与权利做出一种法制性的界定，却总是急不可耐地要对媒体的自由与权利进行法制性的限制。

无良的媒体以及违反新闻伦理原则的报道，难免会有。而司法独立作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法律准则，也应当予以尊重。在这个意义上，“媒体有义务尊重国际公约保护的个人权利和司法独立”。这句话，出自《关于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但这一准则也同样指出：媒体自由是民主社会实行法治的基础。法官的责任是承认和实现言论自由，适用法律时作有利于言论自由的解释。还指出：媒体的权利和责任是收集和调查公共信息，对司法管理加以评论。包括在不妨害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对审理前、审理中和审理后的案件加以评论。

媒体不是中纪委，也不是审计署，但媒体必然是一个监督与批评者。我很怀疑，对于媒体报道而言，客观与中立是否只是一种神话，因为很多时候，报道本身就是一种倾向或立场。因此对于这样一种规律性“恶意”或“倾向”，司法应当予以必要的理解和容忍。正像司法有其独立性一样，媒体亦有其独立精神，它们都不可亵渎。而且事实上，司法与媒体同为社会之重器，不可偏废，也有着互相监督之关系。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前提，“媒体恶意倾向性报道”很可能是一只罗织起来的箩筐，将一些真相或正义悉数装了进去，再难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