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质主义哲学死亡了的今天，不存在一个可以概括一切的“现代性”概念。微观历史的结果非常容易将一个无名小卒与伟大的人物等量齐观，由于微观历史研究将任意的细节系统放大，并且否定文明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普遍性特征，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历史学本身的意义，历史最终是提出普遍性，微观历史仅仅是对这个工作的有效修正和补充。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影响是有益的，但是，要注意人类学可能导致的非时间性和缺乏深度的考察。传统历史学的内在核心是：必须注意时间与深度。这样的结果是，在特定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特殊性以及重要性。所谓历史价值，正是生发于特定的时间。即便涉及到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的史学家在针对不同的国家所使用的概念也是不同的。例如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使用“革命的年代”来描述，而布里格斯(AsaBriggs1921-)却用“改进的年代”。这个差异是重要的，它容易将法国的血腥大革命和英国的所谓“光荣革命”的真实特征区别开来，这个差异容易让人们体会甚至感受不同国家的革命，而不仅仅是在一个概念的罗列表上认识革命。尽管布里格斯更多地认同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产生的分析结果，不过，他仍然看到了后者的问题，即观念完全替代了经历。而爱德华.汤普森(EdwardThompson)却在分析历史问题的时候“更加关注经历(包括那些被历史遗漏的人们的经历)”。这位历史学家对经历的重视达到的程度，使得他坚持相信“文学作品可以作为史料的证据”。文学表达的经历既可能是共同的，也可能是特殊的，而将特殊经历与共同经历连接起来的确可以构成历史的想象力的内容，因为经历能够提供观念与概念之外的信息。

布里格斯谈到了新闻报纸的重要性，他希望他的学生能够浸淫在报纸里面，以便找寻到研究的大纲，他提醒了阅读报纸的主题性与即时性——尽管他提示了过分依赖报纸的危险性。事实上，对过去新闻的大量阅读可以加强历史问题的情境化训练，甚至可以将很多资料组合为一种“经历”。史学研究中的“还原论”虽然有些古老，但是，情境还原的工作不是白费的。“还原”涉及到了时间、资料、图像、以及角度等若干问题，可是，历史学家的“还原”愿望如果出自责任与历史感就很可能产生好的结果。历史感是天生的，没有历史感的人不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应该观察不同的变化轨迹。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情境史不一样，它们的发展就各有自己的轨迹与特殊性。进化论在一定的时间与地点具有感召力，但是，绝对相信“进化”的一律性将难以推进历史研究的课题。同时，使用“进步”这样的字眼也要倍加小心。“进步”很容易意味着之前的一切被否定。情感容易影响对历史问题的洞察力，可是，情感能够帮助还原历史情境。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不是写给历史学家看的，历史起码是为历史的参与者写的。对于读者来说，历史可以是小说，对于历史的参与者来说，历史是他们的生命。纳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ZDavis)在提示微观史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提醒说：一部好的微观史“同时需要具备细节、证据和histoiretotale[总体史]的雄心”。

历史学家不应该是所谓微观史家或者总体史家，他必须精通微观史和总体史的技术和关系，他从来就不会因为自己更多地是写作微观史就去轻视总体史，或者相反。历史可以有不同的故事与概念，但是，正是这些不同的故事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历史。历史是写作的综合，是综合的写作。历史学家与文学家在书写过去的区别是，前者只能围绕已经发生了的、被记载了的具体过去写作;而后者只描述归纳了的过去;前者的细节是证据与文献，后者的细节是证据与文献的想象复制;前者不能离开证据，后者可以抛弃证据。专业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倾向于重视历史写作中的技术与规则，而后者倾向于历史写作中的思想与想象。非常奇怪，在现场，你是目击者，可是你的大脑不清晰;回想过去，你有陌生感，可是你的思想很明白。卡尔(EHCarr)在《什么是历史》(WhatisHistory?1961)中说：“研究历史之前，先要研究历史学家。”这个表述无异于说历史学家的个人经历影响着他的历史观和方法。不偏不倚的纯粹的历史是没有的，这为任何人提供了书写历史的可能性。至于有人因此以为可以将“盖尔”写得与“路德”一样伟大，甚至前者更甚于后者，证明这个人缺乏基本的历史感。概念一旦被建立起来，就出现了对立和界限。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以“中世纪”来表述之前的历史时期以便与他们自己的时代区分开来一样。这样的结果便于说明历史转折中的性质问题，但是，如果考虑到文化与文明本身的“绵延”、“渐变”以及“调适”这样的性质时，概念(例如分期的概念)就显得很危险，概念很可能掩盖了变化的生动细节，而从根本上讲，历史是靠细节才成立的。应该如何对待新史学的“对解释的拜物教”和传统史学的“对事实的拜物教”?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是复杂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对于那些热情地推崇“解释”的人，应该告诉他事实仍然存在着;对于那些迷信“事实”的人，我们必须提醒他：不要把“事实”神话。长期以来(从1949年起)，中国的史学家没有严格的学术推进历程，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是“事实”不由他们来澄清;而什么是“解释”也不由他们说了算。直到今天，他们在“事实”和“解释”上的工作非常有限。决定论和极端怀疑论都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