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与易丹共同写作《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的最初出发点，就是带着对刚刚结束的现代主义的缅怀与纪念之情。那些仍然在官方美术机构里每天发生着的“美术”现象没有被写进历史中，是因为我们对这些“美术”的历史价值的深深质疑。新史学告诉我们，任何微小的普通事件可能成为历史书写的对象。可是，那些继续作为歌功颂德的工具的美术只有在作为历史停滞的证据时才能发挥它们的物证作用，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去将很容易因为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压制而湮灭的现代主义写进历史中去?那些发生在全国不同城市里的现代主义是由一个个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家完成的，他们的努力印证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时代的变迁，她们与那些官方美术的主题、趣味与观念迥然不同，我们为什么不将我们的精力放在对这些现代主义艺术现象的研究上。有不少的批评者说，80年代的中国年轻艺术家不过是将西方近一百年的艺术演绎了一遍，如果真是这样，这又何尝不是中国当代的艺术史问题?当一个个灵魂从严酷的专制禁锢中解放出来而再一次接受了另一个文明的新鲜空气的时候，这怎么不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历史问题?很多批评者爱用“创新”来界定艺术价值的高低，爱用“艺术规律”来说明艺术本身的自足性的重要性，可是，不同时期的艺术现象的差异本身已经告诉了我们：这里存在着像链条那样的环环相扣的关联，而这个关联就是我们所要重视的历史问题，我们研究历史的新词汇生发其间，并且构成了一个语词的逻辑，这就是艺术史、或者历史的书写。存在着服务于权力机构和民族自尊心的历史学家，但是，究竟是什么事实被保留在历史的叙述中难道还不清楚吗?

1764年10月15日这天，吉本(EdwardGibb，1737—1794年)站在古罗马废墟面前充满感叹，“当我置身于卡皮托尔的废墟之中，独自冥想，听到赤脚托钵僧在朱比特神庙中唱着晚祷辞，编写罗马城衰亡史的意念，初次涌上了我的心头。”1这自然是一种怀古之情引发的冲动。不过，当他于1787年6月27日的深夜完成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最后一章，室外大自然在他心中唤起的是一种对生命短暂的叹息与伤感：“我搁下笔，在阳光和树木遮盖的走道上漫步徘徊着，从这里可以眺望到田园风光，湖光山色，空气是温馨的，天空是宁静的，月亮的银辉洒在湖面上，整个大自然万籁俱寂，我掩饰不住首次如释重负以及可望成名而感到的欢欣。但是，我的自豪之情迅即消沉下去了，而不禁悲从中来。想着我业已同一个伴我多年的挚友诀别了，不管我的《历史》将来的命运如何，历史学家的生命必然是短促而无常的。”自然经常给人美好、神秘与永恒，相比之下人的生命是那样地充满问题与短暂，以至于很容易在人的心中唤起一种抽象的忧郁与伤感。吉本虽然是十八世纪的学者，但是历史学家特有的荒凉感受在他那里已经表现出来，朋友的去世只是一个诱因，真正的感受是，理性对荒凉的永恒性的认识，而这就是历史学家应该具有的历史感。所以，我不太相信在缺乏共同价值观和历史感的情况下争论能够达成一致，艺术史的讨论根本上是历史问题的讨论，而历史感是我们讨论历史问题的最重要的心理基础和知识基础。至于我，我相信存在一个服从于普世理想和不可摆脱的民族气质的历史感，这种精神特征的力量不是在无休止的论证中而是在她的努力工作中呈现出来的。所以，讨论当代艺术史的基础不仅仅是我们所具有的一般艺术史和历史的知识，或者具备思想家的某些特征，真正构成对艺术史研究的基础是一些属于历史感的知识与信念，这些知识与信念可以决定我们是否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书写艺术史的研究者，而不是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需要强调的是，历史感并不是需要系统阐释的思想体系，她是研究历史的人的心理状态和知识积累后的直觉与道德水平。以下是我从过去几年里的读书笔记中选择出来的，用于我想说明的历史感问题，这些不同时间写下来的文字反映出我的历史观和面临的问题，我以为这些点点滴滴的认识和思考是讨论当代艺术史的核心基础，也是构成我的历史感的知识的一部分：

希罗多德(Hen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25年)在公元前447年到达雅典时，希波战争刚结束了两年，他写作“希波战争”不过是想将这个刚刚过去的当代事件写入历史。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396年)的当代立场和对现实的历史感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卷“导论”中表述得更为明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显然，那些刚刚发生的事件已经被纳入这位历史学家的视线，同时，他对那些没有经过亲身体验的内容进行了“仔细考核”。是考核“这些事情”的真实性?一个修昔底德的同时代的人完全可以质问他：“你凭借什么可以对刚刚发生的事件给予历史性记载?”“你的‘考核’依据究竟是什么?”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显然并不容易，修昔底德不能够因为研究了《荷马史诗》就有绝对的权力说他的关于历史事件的叙述是没有疑义的。他想象当事人的演说，于是就非常精彩和富于感染力地将台词写出来，这样的散文因为假托历史人物的口，以至关于伯里克利(Pericles，约公元前495—公元前429)在国葬典礼上的言辞被真的作为那位伟大的政治家的演讲而成为历史的文献。

写作《法兰克人史》的作者是图尔主教格雷戈里(Gregoly，539—594年)，他完成的历史几乎是当代史，尽管他从神学历史立场出发以上帝创世纪开始历史时间，但是，第十卷内容结束的时间已经是591年。按照今天的相对主义观点，即便是客观主义的任何一句听上去非常实在的话都是经不住推敲的。就算德国人蒙森(TheodorMommsen，1817—1903年)的“历史学说到底只不过是实际事件的清晰知识，它一方面发现和检验可获得的证据，另一方面依据对造成事件起主要作用的人和当时环境的理解把这些证据编写成叙事文”3这样的话，也难以抵挡分析，什么是“实际事件”?“清晰知识”的标准是什么?“理解”的主体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是历史写作的“叙事文”?近代的历史学家几乎都带着一种朴素的感觉主义来确定经验与思想的关系，一方面，对所谓的绝对的真相关注，仿佛可以有一个唯一的事实能够得到证实，如象林加德(Lingard，1771—1851年)的自信：“我为全书规定一条准则，即写出事实真相，不论对我们有利或不利都要这样写。”另一方面，自由意志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其是否真正受到有效的限制也不得而知，尽管麦考莱(Macaulay，1800—1859年)说：“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但他必须绝对地掌握自己的想象，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这种文学性的要求尽管在今天看来不必认真对待，但是历史学在“什么是真实”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出现丝毫进步的解决方案。“想象力”这个词在历史学领域当然充满危险，可是那些即便是通过仪器给予证实的“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是“历史事实”呢?我们更不用说历史已经被认定为一种“诗学”。所以，当代人没有任何优势说他们较之前人更为明白什么是历史的“真实性”。兰克(LeopoldvonRanke，1795—1886年)那句被引用了无数次的话仍然是被置于追问之下的：“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兰克给予自己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可是，就是这个“事情的真实情况”成为历史学领域永远面临的问题。而“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这样的要求，无论是否仍然崇高，已经不是历史学所关注的问题了。当访问者问到杰克古迪(JackGoody1919-)为什么在加纳进行田野工作期间甚至加入了人民大会党时，古迪回答：“我加入人民大会党不仅是一个策略。我的确对于独立进程很感兴趣，并且显然不是一个完全中立的观察家。”古迪说他不仅是考察原始部落，而且也对政治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表示关心，他认为直接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也许更能够易于考察。对现代性的研究不仅要考虑“现代性”这个概念的一般含义，重要的是，我们是研究什么样的现代性(例如工业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还是商业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什么时候的现代性(十六世纪的现代性还是二十世纪的现代性)?什么问题上的现代性(经济领域还是艺术领域的现代性)?什么关联下的现代性(西方背景下还是日本背景下的现代性)?“现代性”不是一个普遍性、通用性和任何时候适用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