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国外未必都是通才教育。譬如维也纳实行文理兼顾，伦敦不少大学文理分科——据说还是从古代中国学去的部分经验——但中国的教育问题不在这里。目前中国文理分科的大学教育是“文”未必优胜，“理”未必见佳。分科不要紧，要是两头俱佳，也不错，问题是文科与理科的师资，大不如前，你以为两头一通，就会自动好起来吗?

大卫:你因为不满某些制度而离开了清华大学，中国的教育制度深为人所诟病，你认为中国教育改革要从哪里开始?

陈丹青:真要改革，先要革除大学里无所不在的权力结构，不然教育没希望。但最不可能改变的正是权力结构，所以我逃走了。

大卫:你25岁时考上美院，那年你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你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考场。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来说，很酷啊!那你当时想到你会被录取吗?后来是不是有一些意外呢?

陈丹青:我考试的年代，是中国教育中止10年后的大荒年，那种情境不可能复制。

大卫:如果放到现在，你觉得你会被录取吗?

陈丹青:“放到现在”，我会落榜。

大卫:之后呢?

陈丹青:但我会继续画画，不走学院这条路。

“马路上全是男人，那还怎么活”

大卫:已经过去的和正在过去的日子里，哪些女性让你备感温暖……

陈丹青:这也是文艺腔，多复杂的语法。世上有女性，就能使男性“备感温暖”，一如世上有男性，女性也开心。你想，要是你上街一走，马路上全是男人，那还怎么活?

大卫:你说你不怕孤独?

陈丹青:我巴不得孤独。近年一天到晚给人找，给人用，给人在媒体上耍着玩。能有一个半天一个小时没电话，我就谢天谢地。

大卫:对于一个天才来说，课堂重要还是美术馆重要?

陈丹青:除了“课堂”与“美术馆”，倘若某个孩子果然是天才，我相信什么都对他很重要。天才是在一切事物中学到智慧的人。

大卫:天才即是偏才?

陈丹青:如果“偏才”这句话能使人对真的“天才”不那么嫉妒的话，我愿意说是的，天才是偏才。几乎所有天才都是偏才，天分越高越是偏才，莫扎特、梵高这些人都是天才，还有中国的齐白石。

大卫:你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鲁迅，那么，你怎样看待鲁迅与新时期的文学或者新中国小说千丝万缕的联系?

陈丹青:1949年以后，30年左右几乎没有纯正的小说，80年代才出一大批新作家，总算在文学断层这一端长出不少苗，但早期作品那种幼稚、贫薄、先天不足，和民国文学才子没办法比较，更难和鲁迅项背而望——17世纪的曹雪芹超越了15世纪左右的罗贯中和冯梦龙，20世纪的鲁迅，又以白话文小说一举超越了古典章回小说。现在90年过去了，其间千万篇小说，论文体和语言、论成熟感、论扭转时代的力度、论经典性，可能仍然不容易超越鲁迅。但不论如何，过去20多年毕竟兴起了大规模文学实践，许多好小说诞生了，而从几代作家望过去，在起点上，站着一位瘦弱的鲁迅。今天，我们的文学视野早已超越鲁迅，我们有理由以新的制高点、新的复杂感，看待鲁迅，但不论怎样议论鲁迅，我猜，弄文学的人都会拿他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