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艺术品的不可区别性与艺术文本化

这个问题首先是来自艺术实践自身发展的结果。丹托把它看做是艺术史追求自身意识的逻辑必然。它的起因是1964年安迪·沃霍尔在纽约举办了个展，展出了他制作的《布里洛盒子》作品。布里洛是一种清洁用的肥皂品牌，其包装盒由商业设计师设计制成。沃霍尔按照同样的布里洛包装盒制作了他的作品，外形一摸一样。但问题是，当沃霍尔把这样的《布里洛盒子》放在画廊展出并有人观赏并有人收藏时，为什么他的制作品是艺术?而超市里的“布里洛盒子”却仅仅是包装盒，使用之后被抛弃而不是艺术品?这就是说艺术品的判断不再是通过视觉的形式，而是另有其事。“视觉的不可区别性”就成了当代艺术理论的首要问题。

丹托因此写作了“艺术界”一文，予以哲学阐释。其理论基础就是艺术的发展发生了变化，已转型到成为自我意识的对象的时候，这是整个艺术历史追求实现其自身价值与意义的结果，是在历史逻辑框架中艺术成为绝对知识与对象。而能够将作为包装盒的“布里洛盒子”区别于作为艺术品的《布里洛盒子》的东西，就是理论。[9]理论是依托于艺术的理论，使艺术文本化，也就是视觉形式的判断转化为基于历史的理论判断，而单纯的眼睛观看不再能够区别艺术品与普通物品的差异[10]。对于艺术品，阐释构成了它的一部分[11]，正是“阐释使得物品材料转化为艺术品。实际上，阐释就像杠杆一样，将一件物品撬离真实世界，而进入到艺术世界中，被披上不同寻常的外衣。”[12]阐释不是外在于作品之外的东西，作品与阐释成为美学意识中的共同组合。[13]在这个基础上，“不可区别性”才会在理论阐释下超出肉眼的局限，而转化为艺术。丹托这个理论的提出，既包含了艺术史模式的哲学研究，也是现代艺术的自我发展走向观念化的必然。[14]因为“20世纪的艺术史是艺术概念变化和革命的历史”[15]，艺术的边界得到了彻底颠覆和模糊，艺术越来越具有自我定义的目的，结果，“哲学史和艺术史紧紧缠结在一起”[16]，“艺术寻求与自身的哲学结合，视其任务主要是提供对其本质的说明”[17]

丹托在这里将艺术提高到哲学的层面，它既是基于艺术现实的情况，也是借鉴了黑格尔的艺术哲学和历史哲学观，因为面对当代的艺术现象，如果缺乏理论思维和艺术哲学，我们会失去研究能力和认识能力。丹托自己讲到每当遇到艺术难题之时，他都会去阅读黑格尔，试图从中得到哲学思维的启发。尽管当代的世界号称是解构的世界，本质主义的艺术哲学受到挑战和颠覆，但从另一个方面又提出了更为严格的理论要求，相应地提供了展示多种认识能力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丹托的理论也被广泛的争议和讨论，成为认识艺术与哲学(文本化)的关系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认识当前的艺术的一个大问题。首先，在认识功能上，艺术视觉(即一般意义上的图像)是不同于语言文本的。但由于艺术历史的发展，艺术自身经过了现代主义和观念主义的改造之后，越来越变得不同于过去的再现艺术。在整体的文化氛围上，艺术也愈加变成独立自为的实体，愈加依赖一种文本的阐释才能够确立自身的身份和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丹托才说艺术走向哲学，文本阐释成为艺术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论者争议很大，这也是当代艺术受到指责的地方之一，即艺术看不懂。问题是文本阐释进入到艺术品后，艺术品自身的独立性与唯一性是否被消解掉，而其什么样的文本阐释才具有权威性与合理性。[18]也正是在此，丹托从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发现了一种艺术历史自我意识确立的逻辑关系，一种区分艺术与现实界的东西，这种寻求确立自身身份的行为就类似于耶稣的“显形(transfiguration)”，充满神秘色彩和宗教意味[19]。在普通物品“转化(transfiguration)”为艺术品的过程中，艺术的阐释起到了中介作用[20]。其次，艺术与艺术品的批评和认识也不断地在文本化的写作中生成了新的意义和多样的意义，“由于批评思考没有尽头，阐释也就没有终点”[21]，于是进入到深层阐释，“在深层阐释下，作品可以意味着许多不同的事物”[22]。 后者已经是当代艺术的普遍现象，艺术发展到这一步并不是哪一个个人的力量决定的，按照丹托所说，是艺术历史寻求自我意识的结果，也就是作为艺术发展历史的叙事的终结的结果。在这样的后历史时期，艺术成为艺术品，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视觉属性，而是“(i)关于某事，(ii)体现它的意义”[23]。当代的艺术能否跨出“历史的界限”，就在这一点上见出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