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进入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是好多内地高校已经完成的事情。它是一种普及性的教育，面向的是所有大学生，在相机普及化、摄影平民化的“历史契机”面前表现出了对相机尤胜从前的青睐——甚至依赖。传统的套路基本是这样：学学相机的使用，听点儿摄影史，了解点儿摄影“美学”，欣赏欣赏大师作品，拍拍风光和人像，讨论，下课。如今学生没有相机也有手机，摄影这门通识教育课似乎有了更多的理由围绕“拍照”来设计。某出版社曾刊行“普通高校通识教育丛书”，内有一本《摄影艺术与技法》，其主导线索便是“拍照”。另一出版社的《大学摄影基础教程》(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也大体如此。

在“学以致用”、扬器抑道的功利化教育氛围中，这样一种教育思路显得顺理成章。然而，大学教育，不能处处屈从于“实然”，更须以朴厚之赤诚汲汲于“应然”。将课程定位于“拍照”，病象颇多。其一，本身带有专业分工的色彩，游离于“通识”精神之外;其二，课程开下来，其结果必然是喜欢摄影的来选，不喜欢的不选，很难说是尽到了通识教育的责任;其三，大学教育应当自觉地与技术学校、培训班一类拉开距离。更进一步推究：相机的空前普及，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表象，不应作为惟一依托来设计摄影通识课程，否则难免舍本逐末。那么，视觉时代，“本”在哪里?笔者以为，泛影像时代其实意味着视觉问题几乎已成为一个人类生存本体论问题，对影像的全方位关注体现了反思自身这一人类根本价值与精神诉求。摄影无疑在视觉时代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当它成为通识教育的对象时，其实已是一个严峻的课题，怎能想象会只有拍摄花花草草的“优雅”?建设大学摄影通识教育课程，不啻是一项系统工程，而其首要任务便是塑造影像观看、影像生产与影像传播的态度。这当中既包含针对视觉时代的应对策略，也寄托了以主体身份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立场。

观看的态度。其间的基本理论预设是：观看是需要训练的。——布尔迪厄说：“观看的能力是一种知识的功能，……‘眼光’乃是教育再生产出来的历史之产物。”换言之，经过教育，观看完成了由生物行为转化为文化能力的再生产过程。且举一例：在媒体上广为流布的费卢杰悬尸照片，该如何去看?这幅照片纠结了政治、宗教、媒体、道德、情感等多种因素，从而使观看行为变得非常复杂。取单一视点进入，自然是普通人的自由，但在大学文化里却不应受到鼓励。对这幅照片，首先需将其看作负载多重信息的视觉表述，综合考量之后，得出何种结论尚在其次，最大的收获该是人文思维的滋润与文化批评意识的陶铸。虽说W.J.T.米歇尔讲过，当代文化已经由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转向了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但我们在面对这种文化形态时，却不能听凭感性驱遣，而应当具备一种理性的自觉和自信——这正是大学通识教育无法回避的担当。摄影作为通识教育，需要重温通识教育的古希腊本源：以理性的眼光对世界进行观察与沉思。

生产的态度(本文中的“生产”特指“个体生产”)。举例来说，一些摄影人不厌其烦地拍摄着街头的乞讨者，作为他们拍不到的遥远苦难的低成本替代。为什么要拍?如果拍，该出于怎样的目的，又该抱着怎样的心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不能拍的?……随着按动快门变得越来越轻松，某一种拍摄姿态必然在一次次快门声中被不断强化，进而会影响到拍摄者的人格走向(试想窥淫偷拍者的不能自拔)。大学通识教育应赋予影像生产更丰富的意蕴：拍摄在多数情况下不是私人行为，不是自娱手段，而是个体与社会互动链上的一环，是一种“文化的建构”(约翰·伯杰语);在作为纯粹私人行为的情况下，拍摄也会交互作用于拍摄者的心智塑造。无论哪种情形，都进入了大学教育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