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1931—1994)曾在他的《景观社会》中提到：“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Spectacle，或称“奇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都转化为一个表象。”

虽然，德波所说的“景观”并非是指具体的视觉景观，而是指某种处于无形状态中的权力意志通过媒体和传播幻化出的视觉表象。但是，这种表象隐喻了今天无时无刻不被影像和图像所包围的生活现实，其自身也无疑地体现出一种宏大感。艺术家通过对照片置入一种“仪式化”——“静观”的处理使得这种宏大感外溢，展现出一种现实世界的宏大景观叙事图景。这种针对人工化景观现场所采取的反思、批判以及由此建立的拍摄方式和摄影类型就被称为“景观摄影”。

“景观摄影”是近年来出现在中国当代摄影中的一个特殊转型现象。它是指一种建立在冷静、理性和相对客观的观看方式主导下，以“人造景观”作为拍摄对象的摄影类型。从视表达上看，它很像电影中常出现的“空镜头”，其画面中很少有人物出现，并往往体现着一种拍摄者对社会景观现场的凝视(gaze)和“无表情外观”(Deadpan)。虽然很少看到人的出现，但在这些摄影图像中，你确很容易感受到一种人的痕迹，以及基于这种痕迹所隐含着的某种人的存在状态。在这些“空镜头”般的“无表情外观”摄影中，为我们呈现的却是当下中国社会现场中最为丰富的视觉现代性面孔。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发生在中国当代摄影中的“景观摄影”转型现象：

一，摄影概念认识的转型。艺术家和摄影家对过去长期所倾注的情感、精力、体力以及对摄影的意义和价值判断的强烈质疑，体现其在摄影观念、意识形态和主体认同方面的巨大转变。

二，摄影类型样式的转型。这种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西方当代摄影中“类型学摄影”(Typology of Photography)的影响，以及泊丁斯基(Edward Burtynsky 1955—)等西方人在中国拍摄的大量“人造景观”(Manufactured Landscapes)摄影的压力。

三，当代艺术的“后审美”转型。在“后审美”、“反审美”和“去审美”的艺术时代，艺术能做的就是表达抗议，这就是所谓的“抗议的艺术”(Protest Art)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艺术要回望丑陋的现实，仿佛强调世界的丑陋就是一种革命性艺术行为——一种对武器的艺术的呼唤，即使无法真正使其变得美丽，也至少有所改观。[1]于是，作为一种客观的记录性媒介，摄影成为艺术家抵抗和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而这种手段在面对社会现场时，总体现为一种“景观摄影”的视觉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