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属专题：潘公凯艺术专栏  

中国画的迷茫

近代以来的中国画一直徘徊于迷茫摇摆的状态中。所谓迷茫，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以守旧面目出现的迷茫。明清以来就有这种风气：满足于浮面或局部的继承，对中国艺术精神不作深究，总是一副旧面孔，以“吃老本”为自足，由此而引起新一代的厌腻反感是自然的。另一种是以革新面目出现的迷茫。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八十年代都有类似认识：中国画作为一种僵化陈腐的封建意识残余，必将被代表未来趋势的国外现代艺术所代替。这种观点的缺陷，是没有充分意识到作为人类伟大文明成果的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核所具有的超越时代、超越地域的未来学价值。

两种模式表现了人类精神的不同侧面

在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深处，隐藏着的是两种不同的精神生活模式。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形成的民族性、地域性的精神生活模式，是由不同人们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实际生活方式积淀而成的。它既包含着最基本的宇宙意识、人生意识、伦理意识、审美意识，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性格气质和心理结构。它比不断积累更新着的文化知识成果和不断变换着的时代思潮都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和永久性。它作为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内核，具有深层、抽象和模糊的特征。它虽然也在生长和演变，但很缓慢。而其中一些最重要最稳固的基因，也就成为“人性”的组成部分。

民族文化的形式和内容都具有复杂的层次结构。通常所说的“封建主义的观念内容”，其实就是封建时代的时代性，它只是传统文化的外层内容，是深层的精神生活模式的时代表现。这个外层限制是必须随历史的前进扬弃的，而它的深层内核却具有超时代的意义。

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这三个方面的大关系来看，中国艺术精神在总体上呈现和谐稳定的倾向，体现了一种在动态中求平衡的有机宇宙观；而西方艺术精神则在总体上呈现对立变动的倾向，侧重于对线性思维和单纯进取的强调。中国艺术精神以统一的价值观（伦理意识）为收缩中心，具有一种向心力；而西方艺术精神所追求的个体自由则以否定统一价值的合理性为前提，显现为一种离心力。西方工业社会强调人对于自然的战胜。而中国古代社会强调人对于自然的复归。这种种差异，是抽象而模糊的，然而当中西方文化互为参照系进行比较时，它们各自的特色就显示出不可替代的意义。初看起来，差异的形成在于偶然的地域间隔，而其实，则是人类精神的巨大丰富性的本质表现。从根本上说，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不同精神生活模式，是人类精神生活作为一个整体的不同侧面，是人性的不同侧面。其他地域文化，包括原始文化，也都是侧面之一。这不同的侧面是互为补充的。在这里，只有不同的特色，而无所谓是非之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种不同的侧面，人类的精神生活才是立体的、多相位的、平衡与完善的。

二千多年来，中国曾经历了世界上最持久的文化繁荣，近二百年的落后是由于社会原因。对这种落后的根源应该深恶痛绝，但不必因此而怀疑中国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生活模式的未来学价值，——正如不能因为在长达近千年的中世纪，欧洲落后于中国，就因此而怀疑西方文化作为另一种模式而具有的现实价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