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属专题：潘公凯艺术专栏  

在中国绘画的发展长途中，有一个重要事实是无论如何不可忽视的：这就是文人士大夫在绘画演进中所起的作用。某种艺术传统的精神深度，总是与从事这门艺术的历史艺术家的组成有关。古代的西方画家虽然创造了许多惊人的杰作，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始终处于工匠的地位。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的地位才大大提高了，画家同时也成了科学家、哲学家或诗人。这种画家队伍成分的变化过程，在中国却要早得多。在汉代，文人画家就开始出现，到魏晋南北朝，不仅有了顾恺之、戴逵等一批属于士大夫阶层的杰出画家，而且有了精深的绘画理论和批评专着。唐宋以后，王维、苏东坡等人以大诗人兼大画家的身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绘画的“文人化”过程。“文人画”的兴盛，表明了中国知识阶层对绘画艺术的思想笼罩。这在世界美术史上是一个突出的现象。画家队伍的成分，必然直接影响到绘画艺术的发展方向和绘画艺术的理论深度。这是一个值得充分评价的事实。艺术只有从工匠技艺中解放出来，与一个时代的最高知识成果相结合，才能从“自在”进入“自觉”，真正成为人类的精神高度的象征。

艺术是一定土壤中生长的植物，不同的土壤环境，决定了不同的植物品种。而组成土壤环境的因素十分复杂，以上只是简略地列举其中的几点罢了。

*1984年夏，笔者想将中国的传统绘画和西方的传统绘画（印象派以前）作一个粗略的比较，并希望弄清楚二者的核心差异是什么。由此，写了一篇题为《生活再现与人格映射》的文章，寄给蔡若虹先生。蔡老对文章很欣赏，搁了一些时间后转给了万青力兄主编的《中国画研究》。不巧，该刊物因出版方面的因难而搁浅。一年以后，笔者将全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冠以《中西方传统绘画的不同土壤》，刊于《浙江美术界》1985年第4期；第二部分冠以《传统作为体系……》，刊于《新美术》1986年第2期；第三部分冠以《中西传统绘画的心理差导》，刊于《新美术》1985年第3期；第四部分想再深化补充，留着未发。结果也没补充成。于是又将三、四部分合起来刊发于1988年10月北京《国际水墨画研究讨会论文集》，冠以《略谈中西绘画的差导》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