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属专题：潘公凯艺术专栏  

人类早期绘画的题材，大多是动物和人。希腊艺术以人为主题，同时期的中国艺术虽也以人为主体，但《诗经》和楚辞中已开始大量借用花草作为精神的寄托和象征，已开山水田园诗的滥觞。在绘画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花鸟已开始从人物画中独立出来，这种分离过程比西方绘画早了一千几百年。此后，中西绘画的发展就相距越来越远了。在西洋画中，人的血肉之躯和世俗生活始终是描绘的中心，诸神的天国也是现实人间的理想化。而中国画至唐，山水花鸟已势力强盛，至宋便成为画坛主流，人物反倒日趋衰微了。对于肉体的、物质的、现实的人生，西洋画家是入乎其内，正视直观，积极干预，向往现世的幸福；中国画家是出乎其外，不即不离，淡然处之，陶醉于心灵的超脱。可以说，从内容倾向相对地来看，西洋画是入世的，中国画则是远世的。中国画的远世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其根源在于文人士大夫的人生哲学。魏晋时期开始觉醒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经过各种文史记载，陶诗、苏词等等的文学化、理想化，作为一种典范而在文人士大夫层中扎下了根，成了文士们在逆境中的一种自然而然的退路。“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在动荡的时代，不少知识分子靠这种对政治的退避而保全自己的人格和自由。这种退避有特定的社会背景，往往出于无可奈何，但由于从老庄到禅学的传统文化思想的支持渗透和历代文人的渲染，这种退避又被蒙上了一层淡雅迷人的光晕。而一些看破红尘的知识分子，确也从中感受到了独立人格的价值。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使这种清超远世的处世态度有了越来越深广的影响，以致许多并不风雅的人，也以风雅作为点缀。这种社会风气，便促成了山水田园诗和山水花鸟画的盛行。

其间，中西方民族性格审美心理的不同，也是一个因素。西方人奔放外露，追求感官刺激；中国人平静含蓄，注重精神修养。若是西方人，一定不会满足于那种萧条淡泊的自然风景，觉得平淡无味；而中国人，却能在其中细细品味出深意来。中华民族是细腻文雅的民族，艺术正是她的擅长。在中国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学，比之于欧洲中世纪窒息精神的基督教，实在是高明得多了，故中国的文化艺术能够有持久的繁荣，这是值得庆幸的。中国美学也不断地发展深化。唐宋以后，审美趣味由浓反淡，崇尚自然野逸、简约素雅，即所谓“清水芙蓉”的美，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艺术鉴赏力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山水花鸟画的兴起，亦正体现了这种审美趣味的转换。

中国人对于自然景物的喜爱向往和特殊的敏感多情，从哲学角度看，又是基于中国人传统的“天人和一”的宇宙观。在西方人心目中，自然是人的对立面，人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必须时时与自然搏斗、竞争。宇宙是无情的、神秘的，既有无穷的伟力，又是无尽的深渊。这种基本观念，正是西方长时期宗教统治的基础。而在中国人心目中，自然与人是和谐的,可亲近的。人与自然有着共同的本质：阴阳交互、有无相生，都是“道”的体现。人可以在宁静的精神生活中通过现象悟到本质，实现自然与心灵的交流。正是基于这种本观念，人才可以寄情于自然，人和自然才能融合在一起，进入“无我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