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主义艺术批评的几种模式
生态主义的女性主义艺术批评
保持差异政治的集体身份的乌托邦,主张气质说代替性别说的艺术实践与艺术批评实践的理念,是生态主义的女性主义艺术批评的一个显着特点。气质说来自社会性别文化的建构。而性别说来自性别的生物性的认同。生态主义的女性主义艺术批评反对气质的两分法。所谓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二元文化的命题,是将性别差异生物化的做法,更强化了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生态主义的女性主义艺术批评认为,男女两性气质文化的融合更符合生态环境的需求。自然环境充满着生态的多样性,同时也因为生态的多样性的共生模式,促进了中国生态主义女性主义艺术批评模式的形成。作为自然生态模式倡导者的中国生态主义女性主义艺术实践与批评实践,体现了女性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和建构性,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和批评领域里的一支活跃力量。作为生态主义的女性主义,其生态文化价值观与自然生态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表现为在多元文化彼此的生长与衔接上来自于非对立、非对抗上。与早期解构父权文化的女性性别主义艺术有着明显的区别。生态主义的女性主义艺术批评主张,性别空间多样性的艺术表达方式:一是用女性的元素进行创作,不一定就是女性艺术,不然达芬奇、拉斐尔、安格尔就都成了女性艺术家了;二是性别的材料只是一个观念的载体,艺术创作性别的身份不在场,不然取材于《圣经》耶酥和他门徒故事中的“最后的晚宴”,创作出《晚宴》作品的女性艺术朱迪·芝加哥,就成了男性艺术家了。生态主义的女性主义艺术批评把人定义为理论的人和物质的人。一个人的性别身份的不在场,是指作为生物质概念的人,在场的是理论概念的人。理论概念的人融合了性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女艺术家作品做得好的,恰恰是运用了理论概念的人的观念,在艺术创作时,超越了作为生理性别视野的局限性和生理性别观念的狭隘性。(9)
艺术创作角色中的理论的人或者物质的人,一直是艺术创作主体问题的纠结。生态主义的女性主义艺术批评认为,理论的人与物质的人共同构成了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如果把物质的人看成一种时间的属性,那么理论的人则代表着空间意识。而空间意识决定了社会政治文化视野的超越性。物质的人在更多的情况下关注自己的身体的体验。与理论的人关注身体的经验迥然不同。身体体验只是个人时间质的存在方式。而身体经验意味着承载着个人空间量的发展与变化。把个体经验变成集体经验的视觉转换,意味着历史的超越与现实的建构性。换句话说,理论的人与物质的人在场与缺席的问题,是一个创作主体运作策略的问题。但是由理论的人与物质的人,切割与交换出来的时间与空间关系差,总会清晰的传达出性别政治的理念。比如取材于《圣经》中耶酥和他的门徒最后晚宴的故事,而创作出《晚宴》作品的女性艺术朱迪·芝加哥,利用了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差,通过艺术道具的变更,置换了男权话语生产的经典,解构了男权力话语的权威性。作为作品重要元素的每个餐具,上面都绘有如同盛开的花卉一样的女性阴道,不仅代表着女性历史性处境的尴尬,同时也代表着女性气质文化。作品的另一个重要元素,具有男性气质的硬边三角形的餐桌。《晚宴》作品的三角形的餐桌有几种指代。一是中世纪基督教的艺术图案呈现三角形,三个边分别写着古希腊柏拉图所说的人是由身体、心智和精神所构成的文字(10);一是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一是古埃及金字塔的造型,象征着男性的造物者,并代表着神圣的生殖区域(11)。《晚宴》作品的三角形的餐桌,不仅承担了多种文化的指向,同时也表现出了三角形硬边的男性气质。《晚宴》作品中的两性气质文化的有机结合,不仅极具视觉的震撼,同时也传达出了多种文化的质疑声。应该说朱迪·芝加哥作品呈现出了多维度文化的视角,同时也带来了多维度的文化的融合。在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朱迪·芝加哥的作品《晚宴》,被视为性别主义的女性主义艺术的开山之作,但同时,也是生态主义的女性主义艺术的肇始。生态主义的女性主义艺术在中国的当代艺术中也有上乘之作。中国女艺术家陶艾民的作品《女人经》,采用了中国封建社会只有男性才能使用的文书竹简形式,把自己在乡下收集上来女性使用过的旧洗衣板,结集成一个类式古典文书的竹简,制造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当代艺术作品。一方面是女性使用木制工具的破损,呈现出柔性而残缺的女性气质;一方面是刚性而古朴男性气质古典文书的竹简,两者的有机的结合,进入了一个当代艺术文化批判建构的一个程序。更重要的是,进入了一种由女艺术家建立的生态主义的女性主义文化的新秩序。同样,中国女艺术家施慧的作品《老墙》,用纸浆做出来的一面象征石质的城墙,作品把材料的柔韧的内涵赋予了女性。同时把男性气质的伟岸也给了作品的外在形式。强化了作品的寓意。无论是朱迪·芝加哥还是陶艾民、施慧,她们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跨越历史文化的空间能力,与当代艺术中文化材料运用的时间元素的融合,是理论的人与物质的人在场的智慧运作,其作品是最佳的视觉文化表达的绝响。生态主义的女性主义艺术出场,已经呈现出了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作品的精神空间充满了多元文化气质的元素,构成了人文的生态链。
生态系统中的女性主义艺术气质因素的多样性,被运用到了艺术创作中,同时也作为了艺术批评的一种理念,发出这个时代多元化的声音。尽管生态批评没有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主流,但是它与中国的现实主义的女性主义、人性主义的女性主义、性别主义的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等等,共同建立起来了中国女性主义艺术与艺术批评的场域。此时,由性概念引发出主义特征的女性权力话语的诞生,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我们欣慰的是性不再是一个生理就能够言说的思维方式。性作为文化的荷尔蒙,永远是政治的肾上腺的激素,一种多元性心理完成的社会政治文化的秩序,就应该把权力的话语交给任何生活在这个世界被定义为男人与女人们。并以社会政治批评的立场建构不同的性文本:异性的、同性的、双性的、易性的性文本。女性主义艺术和艺术批评主体的介入,就是对性别规范的挑战,同时建构当代艺术与艺术批评实践的文本,其中女性性身份多样化主体性的陈述形式,就是对性别规范的颠覆。一个反观自身文化弊病,并指向未来的中国女性主义艺术与艺术批评权力话语已经确立。在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国女性主义艺术批评的价值体系的同时,改写了由男性一统天下的中国视觉经验生产实践与批评实践的价值认定系统。
参考文献:
(1)靳卫红:艺术家,美术学博士,《画刊》杂志副主编;
(2)陶咏白:《进行时·女性——从女性的“自觉”走向人的“自由”》;
(3)陶咏白:《进行时·女性——从女性的“自觉”走向人的“自由”》;
(4)邓平祥:《进行时·女性》艺术大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5)简·弗里德曼:《女权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118页;
(6)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27页;
(7)靳卫红:《女性主义艺术的两难境地》;
(8)佟玉洁:《艺术有性别吗》,2006 年第10期,《画刊》;
(9)佟玉洁:《艺术生态主义在中国》;
(10)魏勒:《性崇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222页;
(11)魏勒:《性崇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