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能真正在思想/学术的层面讨论中国艺术的着作极为罕见，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奇耸挺拔，堪称其中之健者。尽管作为“新儒家”的徐复观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重新发现”孔子，反而把庄子作为中国艺术精神的代表，但把庄子放回儒门，是南宋以来一直有的话头，对儒、道之辩过于拘执似可不必。令我警觉的毋宁说是，徐复观以康德解庄、以艺术解礼乐、以美与游戏解逍遥，站在“现代”艺术的基线内，为中国艺术传统“辩护”，似乎只是因为符合或不违碍“现代”艺术的最新潮流，中国艺术才有价值。儒者自应权宜行事，方便说法，但如此忘怀“现代”给中国艺术传统确立的位置——中国艺术归属于“古代”、“传统”，放弃“教化”(“诗教”、“乐教”)的古意——人格和德性的养成，则所谓“中国艺术精神”，其价值如何能出于趣味、风格、自由、反抗等现代西方审美趣味的范围，如何能不流于对“现代”艺术原则的变相夸张?更严重地说，此种做法恐不过是自树新义，徒增惑乱，甚或将令“传统”与“现代”的价值俱化为乌有。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批评徐复观，而是想从另一个角度重提他当年提出的问题：如果中国艺术不仅只有历史的意义，而且也有其现在的、未来的意义，如何发现这意义的所在?由于“现代”与“西方”的紧密关系，这一问题似更应采用如下提法：

如果中国艺术不仅只有中国的意义，而且也有其东方的、世界的意义，如何发现这意义的所在?

若要在中国的艺术中发现其世界的意义，则须提供一个世界性的架构，就徐复观所主要围绕的中国绘画的主题而言，须提供一个可与“凝视”(西方之“看”的哲学)相匹敌的世界性架构，不依不傍地回答：

中国艺术是否也存在这样“看”的哲学?如果存在，是什么?如果不存在，为什么?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一“看”的哲学源出《周易》“观”卦的“我生之观”。我将以“看”与“听”、“触”、“味”等其他感(知)觉经验之间的相互关系，讨论中国之“看”的运作，并在与凝视逻辑的比较中，略述我的理由。

执两用中的“我生”之观

《周易》曾提出三种不同的“观”：

第一种：“童观”。即像儿童一样看。由于处在“前概念”阶段，儿童的看缺乏概括和归纳，甚至可能缺乏注意的焦点，故“不能远见”，常由各种“片段”、“细节”构成。吾人在日常生活中，对世界之整体无所驻心，所获之印象亦不过片段或细节的零余，与儿童的观看无质的区别。

第二种：“窥观”。即不直接出场，而在一定距离之外，利用某些不易被发现的孔、道秘密进行。由于旧时妇女(或类似者)的弱势地位，这样的窥视并无不妥，“阴柔居内而观乎外，窥观之象，女子之正也”。而如何高度集中心神、保持足够的客观与冷静，以便在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把握对象的“本相”/“本真”，则十分关键。

第三种：“我生”之“观”。即对自性(“我生”)的体察。在易学中，道、性、心、身、物之间的关系，被理解为相互依存的关系，因而“我生”之观须从切身(己)之物入手，“独观己所行之通塞以为进退”，以一种回环往复、互为主客的观照方式进行，力戒过度的主体介入。

用今天的话来概括，此三观可表达为“看”、“视”与“观”的区别：“看”即一般的、寻常的看(瞥、瞧、觑、 瞟、 瞅……)，其对象可概括为“像”，即一般的经验/现象意义上的“形”、“貌”之“实”。“视”即“凝视”，即从某一特定角度向对象投射目光，以主体的需要将其对象化、客观化，其对象可以概括为“相”，即可以理性方式描述和把握的“真”。《周易》对以上“看”法，虽未以为不宜，但标持嘉许的，是君子之观/大人之观，即对己身之内/外、己所处之上/下、己之所行/所思/所感，做一总体的观照体察，其对象只能概括为“象”。

《易》对“观—象”的强调，可谓无以复加：“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似可用“观—象”来表述易学的核心——对“实”与“真”——更准确地说，是实(之)际与真(之)际的“执两用中”、综合圆成;这活泼泼、不再有虚/假/空/幻的“真实”，或可谓之“诚”。朱子云，“诚者，真实无妄之谓。”“诚”非唯一己自成之道，也是开物成务之道，正好构成对那种追求抽象、绝对之真(际)，拒斥现象与经验之实(际)的“凝视”逻辑之哲学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