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调查发现，安徽省政策研究部门曾出具了一份“感情充沛的”建立农民工博物馆的报告。报告呼吁说，从历史的角度看，现在建馆能够真实、全面、系统地记录历史全貌。应把建设中国农民工纪念馆作为国家“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工程。建中国农民工纪念馆，既是一项文化工程，又是一项惠民工程。在2011年3月，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安徽阜阳市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在阜阳建立中国农民工纪念馆，与安徽省政府的思路一脉相承。安徽省的这份报告中，提出了农民工博物馆的建议选址方案：北京、上海、成都、广州、阜阳。樊建川对南都说，他已经通过微博发出了“农民工文物”征集令，称他自己建农民工博物馆的计划已经准备了两年。樊说，他希望他的博物馆“不粉饰太平，也不走另外一个极端”。着名华人经济学家陈志武2010年也呼吁说，为了让后代了解更多，中国该建“城乡差序”博物馆，“农民工暂住证”博物馆、“户口”博物馆。其实，在这些不断的呼声中，北京皮村，许多、孙恒等几位年轻人，2008年建立了国内首座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这是座寒酸的、不宽敞的院子，铁门上插着国旗。

这地方像是几间库房连起来的“杂物陈列室”：从二手市场淘来的玻璃展柜里，摆放着500多件展品：票据、证件、罚款单、押金条、白条、保安工服以及皱巴巴的红头文件。在第一间陈列室，名叫孙志刚的年轻人在照片里露出笑容，旁边是总理温家宝与农妇熊德明握手的照片。有人反对建设农民工博物馆，认为不合时宜。他举例说，英国纽卡斯尔镇一家博物馆令人印象深刻，这家博物馆展览的工业革命时期历次矿难事故中死亡的矿工花名册，花名册详细记载了死难者的籍贯、性别和年龄，其中绝大部分来自英国农村，许多死难者是童工，年仅十五六岁。“这种呈现有些令人不舒服。”反驳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这种不正视历史的“鸵鸟心态”很可怕。“广东是中国最富的地区之一，如果真能建立博物馆的话，这是对农民工群体巨大的公益性回报———很多即将回不去故乡的农民，可以找到自己数代人之间传承的印迹。”

华南农业大学学者杨正喜说，农民工博物馆更为真切，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比任何博物馆都能记录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真实。农民工博物馆能承担保存、延续和交流物质与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使命。中国三农问题专家党国英教授对南都说，希望有一个“不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农民工博物馆，不虚假地呈现他们曾经有的一切，不随意地做价值判断和总结”。郑广怀教授则提醒说，大家担心农民工博物馆会成为政府的形象工程是不无道理的，它确实有这样的可能性。政府应该避免唱独角戏，避免独自制定方案就建成一座高楼大厦，然后提名农民工博物馆。“可以建在城中村里面。城中村是农民工租房、生活的地方，是一部活生生的农民工历史博物馆。”与民间建设农民工博物馆寒酸的资金投入不同，许多地区的大型文化建筑设施竞相生长：重庆大剧院投资约16亿元、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投资11.4亿元、广州歌剧院投资13.8亿元、武汉琴台大剧院投资15.7亿元、杭州大剧院投资近10亿元、河南艺术中心投资10.4亿元；海南三亚拟投资20亿元建实景山水演艺及文化产业园……

农民工博物馆的建设势必是一个巨大投入的工程。一位N G O公益组织负责人对南都说：这不是民间单个力量所能承担的，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承担这个伟大的历史责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说过，如果没有外来工，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就可能喝不上水、吃不上菜，甚至被垃圾围城，更谈不上会有广东的工业化、现代化。我们不应忘记他们，他们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杨正喜乐见广东省的意愿，他和许多被访者都希望农民工博物馆名副其实地落在广东。“替农民工，也为广东过去的30年梳理一下历史；让人们知道，中国农民为中国和全球，做过什么，牺牲过什么，他们的未来将得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