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利奥塔宣布了“宏大叙事的终结”， 福山宣布了“历史的终结”，同时还有“书籍的终结”、“美术的终结”等等之后，为什么还要不合时宜地为20世纪的中国建构一个巨大时空尺度下的美术史叙事呢?

当我们抛开先入为主的思维模式直面中国现实时，有三个理由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中国20 世纪的历史与欧美现代史在时段上的错位。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远未完成之时，要求中国的思想界都用后现代的碎片式“小叙事”来观察与反思近现代的自身历史，显然是“药不对症”的。第二，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事实，恰恰正是一个整一的宏观事件——救亡图强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套用利奥塔的概念：这一宏观事件的“主体”是多达数亿的中国民众，“目标”是救国与强国，其间经历的正是一个充满艰难险阻的“旅程”。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事实特点，正是宏大与整一。第三，“宏大叙事”与“小叙事”是对应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叙事模式，其间的层级差别是相对的。随着现代主义历史阶段的逝去，总体性的意识形态分裂为充满歧异的碎片，并以此形成后现代思想状态。比尔·雷丁斯所指出的信息时代的大学对于“卓越性”的追求，史蒂芬·霍金等物理学家企图弥合宇宙历史与人类史之间的连贯性和共同规律的尝试等等，这些建构中的新的宏观叙事，将不同于现代主义时期意识形态化的唯我独尊的“宏大叙事”，新的叙事将是更为相对的、可变的、包容的、生长发展的，更符合事实本身的多面性、复杂性、混沌性与流变性。

中国现代美术的正名并非是重建“宏大叙事”，然而，它面对的是一个“宏大事件”，其中社会性的动因占主导地位并成了课题的主线。

现代性存在着逻辑上的悖论，所以要通过先挤进话语场域再注入自身的真实经验对这套话语的标准进行调校和修正，这是在“现代”概念之内、以“现代”为先决条件而进行的调整和突破。这是一项在宏大的人类历程和全球视野之中重塑文化自性的自觉努力。

在人类视野和世界格局之下，进一步落实到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中，也就是要保障那些难以符合西方现代艺术价值标准的主张和实践的合理性。这些内容的合理性之所以能够不依赖于西方既有现代性标准和模式来判定，是因为超宏大的历史观和未来视野的提出，已经使得那些标准、模式的作用不是最为必要和根本的了，由此可以更好地回到对中国自身传统资源的尊重，在更高意义上是要保障现代中国在塑造为一个民族国家过程中的经验和成果的合理性。

“中国现代美术之路”与中国哲学合法性、儒学现代转型、传统文化热等学术文化现象有着同样的背景，就是要在中西、古今之争的悖论性局面中，去更好地理解自身、肯定自己并更好地重塑自我，使自己的要求得到更为正当地表述和满足，使自身社会文化形态获得更为健康和全面的塑造。从未来视野之下体现中国与西方在更大视野下的共同前景与命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现实探索及其文化表述争取一个正当的身份、合理的说法和有力的论证，要为自己争取发言权，为着在21世纪能够真正走出中国的风格气派并贡献于世界，并真正具有自尊和自信地从自身的独特经验中提炼出价值以贡献于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