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民族性与时代的修正

中国近代以来文化的反思与否认成为主流。中国的传统绘画同样受到文化艺术界的激烈抨击，从陈独秀的打倒 “四王”风格绘画，到徐悲鸿秉承康有为的“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思想，都注重引入西方的写实主义，但却有遮蔽中国传统绘画本质精神之虞。

学习借鉴应在正确认知自我与他者的基础上进行，不是以时代的名义、以文化对比的名义认为时间性、阶段性的“落后”就要加以否定和抛弃的。历史事实是代表西方艺术现代性的抽象主义以绘画表达情感正是在学习中国绘画的写意精神上生成的。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所言，西方从中世纪神学走出来并从儒学获得精神资源;美国密歇根大学包华石教授所言，当欧洲人利用唐宋的画论来取代古典主义和写实主义的时候，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正疲于学习文艺复兴的传统而吸收保守派的主张。

今天，虽然一些偏激的认识和行为已被修正，但一些现象仍然存在，表现在对艺术现代性的错误认知和对当代性的错误表达上。一些当代艺术就是对西方艺术符号亦步亦趋的模仿，照搬、移植西方的教育、审美模式和判定标准。由于其权威化的贯彻与实行，在“中西结合”的新理论下使中国传统绘画语言、理念与价值内涵在无形中向西方标准放弃性的看齐，抑制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主体性的创新发展。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人类文明阶段进步标识的固化理解和形而上的推定，从而否定掩盖了其历史局限。着名学者林毓生认为，中国的现代性状态是一种迷恋，这种整全式、全方位的追求有很大的风险。美国匹兹堡大学高名潞教授也认为在中国，现代性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错位，当现代主义在西方成为廉价、批量性的东西时，在中国却成为一种高尚的、新兴的、有价值的东西。

时代在发展，民族性也总是被修正，表现为民族性能否承载时代性，为其生长提供持续的文化动力;时代性能否创新、延展民族性的主体价值框架。中国的传统绘画语言以具象、抽象相并为特征;以气韵、写意、意境贯之有形神兼备之意。“笔不周而意周”的写意精神产生的艺术效果与精神对话，拓展了具象事物的表象空间，如以梅、兰、竹、菊入画喻君子的品质与精神。中国画这种笔墨的气韵与抽象、写意的文人精神体现了中国文化普遍联系、辩证、协调的天人观，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价值观与人文关怀。这种精神在全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正可合理言说中国美术的世界性意义，充分展现中国美术的内在精神和逻辑。

重构艺术话语体系掌握文化话语权

在文化的竞争中，复制、模仿西方话语不会产生话语权和软实力，只有创新重构才能掌握话语权、提升软实力。真正的艺术创新应是先进文化与高尚精神的表征，能启迪心智、陶冶情操、规范行为，形成良好的社会文化心理，构筑起人类的精神家园。

这种终极关怀的形成，要求美术语言发挥审美的根本性作用，以美术元素在人类生产生活、衣食住行、休闲娱乐中的无处不在来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审美理性来界定道德、美的标准与取向，表现人类对高尚美好、真理正义的追求与向往，以此为取向的艺术话语重构才能激发文化认同并最终掌握文化话语权。因为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精神力量，也是人类对明天的责任。若整天生活在以低俗为“美”所构成的世界里，人类势必将被引入堕落黑暗的无底深渊。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台湾师范大学林安梧等诸多学者一致认为，谈话语权应该有一种彰显中国文化艺术本来具有的人类性高度的文明意识，从肆意践踏和丑化自己的历史、妖魔化自己的传统和祖先的思想阴影中走出来，用平和的心态和眼光对待我们的历史与现实，以全世界视野的高度考虑怎样发挥中国文明应有的作用。

中国美术未来视野的重构就是要明确什么是美?为谁而美?为什么而美?这是艺术当代性、本质性的构筑与表达。以中国艺术特有的语言、人文精神与文化理想来吸收、塑造升华人类优秀的品德与精神，反思、修正现代性的弊端与局限，呈现拓展有利于促进人类科学进步、包容共处的民族性文化因素;构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荣辱观，使文化艺术得到大发展、大繁荣，掌握文化话语权，提升我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