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时代的巨大变革，迅速增长的社会产值跟心理期待值形成了极大落差，使原初暴发的理想随之而落空，激情付之于东流，从而在车轮滚滚的历史发展中过早的衰退，产生了“少年作英雄梦，垂老归温柔乡”的文化逃逸心理。2005年9月，在费大为代表尤伦斯艺术基金会与“七星物业”正式签订了租赁798物业合同的时候，批评家吴鸿仍然写出了对宋庄的未来持积极态度的文章，不过，他也担心，宋庄的包容性容易使自己变成了一个缺乏辨别能力的“大酱缸”，以致产生一种盲目的破坏性力量。“这种破坏性的力量有时候会表现为对所有‘经典’盲目的、没有理由的颠覆与嘲弄。它试图用一种最低的形态来抹平各种艺术表现能力之间的级差。而这种的‘抹平’的动力并不是来自于像现代艺术对传统学院派艺术技术主义的反叛与革命，相反，它来自于一种群氓式的对于必要的艺术表现技巧的仇视与嫉恨。”[v] 紧接着的是，随着其他艺术区域的市场发展，“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把宋庄当成了一个仅仅表示低廉房租的‘廉租房’地区，而他们的主要的艺术与市场活动则都是在类似798等这些比较‘成熟’的艺术市场区域中来进行的。”市场的空气对艺术家产生着影响，2005年前后，进驻宋庄的艺术家明显增加。

2005年9月，由担有工职的洪峰担任会长、栗宪庭任副会长的宋庄艺术促进会成立。按照表述，这个事实上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和独立权力的机构的宗旨是促进宋庄艺术的发展，看上去，机构成员不少为知名艺术家，例如理事有杨少斌，监事有方力钧、岳敏君，但是，没有资料表明这个艺术促进会对当代艺术有过具体有效的支持，却有管理、审查艺术家作品和方案的记录。2006年12月，宋庄又挂上“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牌子，这些事件标志着当初那些希望在城市边缘一角自由生活的艺术家在复杂的心理状态下开始接受政府的管理。过去，在政府管理者看来，这些艺术家是麻烦的制造者，那些每天打打闹闹、四处游荡的艺术家没有任何价值。而现在，既然艺术家的工作被认为有可能带来本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城市中心和媒体传来的艺术市场信息又是那样地具有煽动性，加上政府不断发出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宣传，都为宋庄行政机构的管理者提供了依据和刺激，因此，利用艺术家让社会了解宋庄以期达到经济发展和别的目的，他们关注艺术家的工作的基本原因。这能够解释为什么2005年10月以“宋庄路”为主题的首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的同时，还有一个“宋庄招商引资洽谈会”的举办。有300多位宋庄艺术家的约600件作品参加了展出这次展览。主办这次艺术节的机构在名义上是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中国民族民间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实际上是由宋庄镇政府和宋庄艺术促进会承办。无论怎样，这意味着政府通过它的行政手段开始了对宋庄艺术的引导、影响和控制。然而，对于首届宋庄艺术节，除了“万人观两公里长画展”、“82岁大妈舞龙助兴”这样的新闻报道，没有人对展览中的作品留下任何印象。后面的几年里，以“打开宋庄”(2006年)、以“艺术链接”(2007年)、以“宋庄进行时”(2008年)和以“群落!群落!”为主题(2009年)的宋庄文化艺术节陆续在政府打造“文化创意产业”的战略口号声中举办。

这个时期，作为曾经具有批判精神的批评家，栗宪庭承认了当代艺术利用政府资源的必要性。早在1992年10月“广州双年展”在华南植物园的学术讨论会上，栗宪庭对利用商业来支持艺术的可能性给予了否定。数年后，他与成都贝森公司合作编辑出版了杂志《新潮》，可也主要是因为资金问题，杂志很快停刊。之后，也没有那些声称“发扬中华文明”的政府文化艺术机构像企业那样支持当代艺术。现在，在市场经济迅速推进的时期，政府的不同管理者带着他们不同的目的开始利用、“打造”宋庄，政治体制的特殊语境、社会经济的复杂变化与当代艺术市场的发展，使栗宪庭意识到利用政府在宋庄的基层组织来为当代艺术提供发展的可能性。渐渐地，他同意说艺术是可以利用市场或商业的，同时，政府的意图——最典型的表述就是“文化创意产业”——也是可以利用的。栗宪庭的确改变了像过去那样与政府决然对立的立场，他承认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他将这个时期表述为“消费文化和全球化的今天”)里，艺术家的独立、自由和边缘已经缺乏了“明确的针对性”，[vii] 正是在这样一个基本条件下，艺术家作为个体难以施展自己的能力，因而也就只能求助于政府，何况那些希望取得政绩的管理者对艺术家不断地做出承诺。概括地说，大致在2005年之后，栗宪庭始终保持着这样的愿望：通过利用政府或者与政府在宋庄的基层组织的合作，达到为艺术家们做事的目的。在一次宋庄的展览会上，栗宪庭告诉参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