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家工作室式的团队创作或委托公司创作是艺术圈极为普遍的现象却又是较少研究的课题。我曾经一方面感佩于巫鸿在《走自己的路》(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的批评写作——他以严肃和谨慎的史学态度对艺术家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创作思路进行梳理并做出自己理性的理论判断，另一方面也对他的研究个案甚少涉及艺术家的国际策略、生产及资本运作情况而略感遗憾，因为他所涉猎的很多艺术家的创作不能不说与这些因素有着深刻关系。他在书中的《沈少民的艺术历程》一文说道：“这些作品的完成聚集了大量的资源，不但包括艺术家本人的知识积累和想象力，而且包括他丰富的社会关系和实际运作的经验，以及与重要国际画廊和收藏家的长期联系。这些资源往往超出常规美术批评的范畴，但却是实现这些计划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中国实验艺术在当今世界上具有如此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批评家或艺术史家不必对所有与艺术相关的话题发表见解，只是我在想，抛开艺术生产及运作的机制因素不谈，会否削弱他对艺术作品内在脉络的探析呢?不过，很快，我们便在他的另一本书《张洹工作室：艺术与劳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看到了他对当代艺术创作机制的深入研究。他以“张洹工作室”为例探讨“艺术工作室”的组成、功能和运作，进而探讨艺术家和艺术品的关系。他要突破以往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以艺术思潮或艺术家及其作品为主要对象的局限，揭开“艺术大师”和“独立艺术家”的神话，贴合当代艺术创作机制和模式的现实情况，提出更为符合当代艺术实际的“艺术家”概念。

艺术家张洹在上海拥有堪称世界最大的当代艺术工作室，工作室占地50亩，由20栋大小建筑组成，共有百余名员工，他们有的是美术学院的学生，有的是经验丰富的民间艺人，分为绘画、铸铜、香灰、木雕等多个工种或小组，同时进行着不同材质、尺寸、形式的艺术创作。这个庞大的艺术工作室区域内，厂房、办公室、食堂、宿舍一应俱全，工作组织架构也十分严密细致，艺术总监、生产总管、后勤和采购等各司其职。张洹既是作品的构思者也是他们的大老板。在张洹的未来构想中，创作涉及的门类将越来越广泛，而他需要的工作人员也将越来越多元化。他曾说：“我想工作室未来的主创人员应由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包括佛学、机器人研究、生命克隆、天文学、时尚设计、建筑、周易学、文学、电影等等。大家都从各自的体系走出来，我的团队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特种兵队伍，有人才，有资源，有想法，没有做不成的事情。”从巫鸿与张洹的一次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张洹的创作方式是，他将自己最初的创作计划和方案告之工作室助手和工人，让他们按照其意图工作，但他自己很难设想作品的最终效果，双方需在制作过程中不断互动，逐步推进。这就不同于诸如理查德·塞拉或者杰夫·昆斯这样的国外艺术家将自己的设计交由公司依照制作的操作方式。他没有完整的设计和作品面貌样本，他只是给出一个创意，然后需要在制作进程中不断地作出判断，直到最终确定完成。因为张洹的创作靠的是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所以巫鸿便谈到一个作者权的问题。张洹表示作品的创作从创意提出到最终的确定都是由其控制的，并且他还与员工签订了版权协议，即创作从草图到完成品的版权归其一人所有。巫鸿肯定了张洹工作室以艺术家的实际参与为中心而不是出售品牌的定位，但也提出是否可参照电影署名的方式将在技术或操作上有贡献的参与工作人员也一同标示出来。

关于这样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我们不妨看看国内法律上有何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着作权法(2010)》第十一条规定：“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很显然，张洹是创作的主持者，也是承担责任者，因而享有着作权。该法第十七条又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着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着作权属于受托人。”虽然张洹与工作人员的关系不能视为简单的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关系，但为了保险起见，张洹还是与员工们签订了版权协议。另外，关于巫鸿所说的电影署名的方式，在此法规中也可找到依据。该法第十五条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着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当然，关于作者署名的探讨，不是仅仅撇清法律干系就足够了，它还关乎对艺术创作方式及作品性质的评判。可以说，张洹是当代艺术界工作室式团队创作的典型案例。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比如谷文达。他在美国的纽约和中国的上海、西安、北京都设有工作室，在美国做作品设计，在上海和西安实施创作和生产，北京的工作室则主要负责联络和接洽事宜。依靠团体制作，他进行了三项雄心勃勃的庞大艺术计划，分别是《联合国》、《碑林—唐诗后着》、《天堂红灯》。《联合国》要收集大量的同一人种的头发编织成巨大的伪篆书文字，这样的大规模纪念碑式的作品已完成二十多幅，共有400多万世界各地人的头发进入他的作品。而近期正在进行的《天堂红灯》计划则试图用中国红灯笼包裹、覆盖中西各国的重要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