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指出的是，“青年展”在策展上具有一定的新尝试，入选作品由青年批评家推荐而来，策展方最终定夺。但是，程序还不够敞开透明，没有利用好互联网的信息互动、资源共享、平等对话、自由敞开的新工具平台，充分发挥一个新时代、新艺术、新工具的公共意义。毕竟《改造历史》是一起由民间力量筹办的大型公共文化活动，应该体现了民间的创造精神和独立价值，而不是模仿官方化的盛大排场。中国的展览、策展人、批评家缺乏公信力，根源在于缺乏一个敞开而公正的学术规范和展览制度。希望今后中国艺术策展人推动了中国展览模式的变革进程。

(　场　外　)

中国的艺术展览相应的学术批评和媒体舆论，普遍处于各说各话的单向状态，根本无法形成互动的敞开对话，严重阻碍了当代艺术的普及传播与公共价值。《改造历史》同样不能例外，它只有策展方的推广宣传和民间的闲话言说，包括一系列学术活动，全然没有摆脱艺术批评界一向俗套的自闭模式，所谓的访谈、批评、论坛，不过是一种举办方的学术公关而已。由于低薪的国情关系，学者们围绕着生存压力展开了派系与利益的恶性竞争，最终破坏了整个学术生态，批评家变成了批评界的纵恶者和受害者。艺术界的一个恶习就是狂妄傲慢，尤其从业批评家以及成功艺术家，荒诞到人人是“唐僧”的地步，只有利益驱使下才会出场路面和执笔开口，缺乏知识分子应有的公共职责，面对任何质疑、批评、否定，不是表现出不屑一顾的傲慢;就是揣测他人嫉妒他们或炒作自己;稍有言辞激烈刺耳便还以“人身攻击”和“造反派”，使得批评界陷入“不批只评”和“光骂不论”的封闭怪圈，无法展开纵横立体的社会交往、广泛对话、学术传播。自从《改造历史》开展以来，正规媒体和专业批评家是一股鼻孔出气，底层边缘艺术更多的是不满牢骚。

对《改造历史》的评说闲话，不外来自底层艺术家的不满声音，由于这个展览大都艺术家已有一定知名度，加之举办方的自行规避权力，排斥激进、尖锐、敏感的作品，使得展览显得不歌功颂德也不触及体制，完全是一个不痛不痒的艺术展，大部分的明星作品是不旧不新的呆滞成色。这些引起“亚非拉”艺术群体的普遍不满不屑就在所避免。除此以外，传统派底层群体在一边冷嘲热讽，使得质疑声分贝高过了举办方推出的宣传推广。而且，举办方拉来捧场的从业批评家或专业理论家，他们一向奉行“无利不言”和“只评不批”原则，不可能为了《改造历史》进行纵横对话。以往还有体制内专家学者对当代艺术进行发难，但自从当代艺术研究院的成立，这一对立声音便集体沉默了，使得《改造历史》当代艺术展散失了激烈语场，反而是当代派内部出现倒戈声势。试想，当年美协分党组书记吴长江以及美术官员痛斥F4等人是“丑化中国人”的败类艺术，连书画玩家郭庆祥都很批当代艺术是丑态艺术;再如浙大黄河清、北大王岳川、国家画院陈履生、艺术研究院吕品田等专家学者，对“F4”和“四大天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理论否定，当然不外是“汉奸艺术”或“洋奴艺术”。如今，这一集体完全语塞，是坦然还是尴尬就不得而知。特殊的国情制度导致中国艺术界的怪异格局：除了歌功颂德的主旋律之外，还有传统派“老奴”与前当代派“新妾”，后者的名份是非常尴尬的，先是“民族败类”和“西方走狗”、现在又成了“艺术叛徒”和“机会主义”。

毫无疑问，对策展人吕澎、《改造历史》、当代艺术明星的质疑否定，基本囿于文化艺术的伦理立场，并折射出艺术底层界对艺术外部的权力、资本、学术的普遍不满，表明制度失范是整个社会文化生态恶化的根本原因，艺术的创造力不仅难以解放，同时演变为一种社会精神内耗和文化矛盾。之所以，对《改造历史》质疑声往往基于道德立场，不外是“金钱万恶”或“金钱万能”、“权力肮脏”或“权力英明”，使得温和路线的自由派陷入道德尴尬之中，尽管它有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变为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但在它还倾向历史反动之前，应当予以必要尊重。更尴尬有趣的是，艺术洁癖论盛行于传统派与当代派之中，它是中国文化艺术贫血化的根源，从根本削弱了它的社会历史意义。诚然，中国当代艺术要争取自由保障的合法性，不可能建立在单方面的妥协之上，但不能据此否定资本、艺术、政治、思想积极一面。对此，吕澎似乎表现出既糊涂而又清醒的说：“国家会议中心的名称和体量给人有一些积极的错觉，也是很好的……”。

眼前的尴尬与无奈，恰恰明确立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方向目标。当代艺术不光是一个历史的线型概念以及风格的分类谱系，也不是古人或洋人的他者艺术，是属于当代中国人的激情与理苦难与幸福、创造与进步的结晶物。既定历史现实决定了中国当代艺术特殊价值意义，但凡不能面对现实的艺术，必定是无法超越现实的，注定是要被历史所改造的腐朽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