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画的传承问题上，还有学者进行了细致的个案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工先生对潘天寿的“格调说”作了详细的释读。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主任赵农教授通过对画家“李世南”的介绍，分析了一个当代中国画家在继承传统和表现当代方面的思考。“笔墨”是此次论坛的另一个关键词，“笔墨”和“水墨”也是论坛讨论的另一个焦点。厦门大学教授潘丰泉先生通过对中国画发展史上笔墨变化走向的分析，认为“笔墨不仅充当起一幅作品最主要的艺术语言角色，而且引导着中国画如何在历史进程中不偏不倚。”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姜怡翔先生，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水墨、黑白与色彩三者的态度，强调了“墨分五色”的重要性。西安美术学院副教授刘西洁先生在发言中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水墨如此难以转化成为当代文化样式和为什么中国水墨问题自从西方视觉文化传来就有一种前景的忧虑，并通过回答这两个问题指出，我们必须既要继承传统笔墨，又要转化传统笔墨，才能为中国水墨文化的发展创造前景。陕西省国画院副院长罗宁先生，通过对写意水墨画的文化背景及表现手段的探讨，指出“笔墨是作品的支撑点，需要精心揣摩和掌握，绝非一日之功就能随心所欲。”北京联合大学讲师纪学艳女士对中国水墨画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资料的梳理，河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张建伟教授则对由写实水墨人物画样式的融合与创构而衍化的“写实水墨”予以分析。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张明学先生提出“在新世纪，面对各种新思潮和新观念，艺术家应该赋予笔墨造型新的语言、新的内容，输入新鲜血液，给予笔墨更深刻的理解和内涵。”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孙文忠先生和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副教授赵晓荣先生也在论坛发言中分别阐述了自己对笔墨问题的思考。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彭德先生则提出了“笔墨”不是中国画创作的首要问题的观点，因为自从“大写意”出现之后，“笔墨”就成为技术问题。关于写意和笔墨，有很多学者提出了要从文化层面上进行思考。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广东工业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李青先生认为作品尺寸越来越大、场面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广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而中国画不应该是西方技术材料的科学分类，而应该是文化分类。中国画可以有技术和材料的创新，没有了中国文化，那才是中国画穷途末路之时，所以写意和笔墨在中国的所有绘画中都可以体现出来。彭德先生也提出，唯有把笔墨和新载体、新观念相联系才具有当代意义。湖北美术学院院长徐勇民教授提出，中国画区别于其他绘画的明显特征是其主观意识表现，每一个画家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当代中国画不应该再束缚于传承古人生活的外在样式，而应该给当代以人格关照。另外他还提出，我们中国绘画不光要输入而且要输出，要在交流中体现民族文化自尊。

“中国画教学”作为第三个关键词，关乎中国画传承的问题，自然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关注。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先生对中国画教学中大家熟悉但未必清楚的三个问题进行了阐述，通过“临摹与写生”、“写实、传神和写意”、“造型、图式与笔墨”等问题分析了近百年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画的冲击及其对中国画教学的影响。《美术观察》副主编赵权利先生对当前的中国画教学进行了反思，同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写’既无法则，‘意’亦无法则，那么‘写意’便无法则可讲，也必无法可教……我们只有通过素养的提高以立意高简，通过技能的提高以得无碍的表达，才能获得‘写意’的根本方法和途径。”《美术观察》另一位副主编杨斌先生则通过对中国画的传承性的分析，给予了当代中国画教学以良多启示。西安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兴华也对中国画的教学现状进行反思，并呼吁对中国的写意及中国画教学的探讨要付诸实践。中央美术学院讲师曹庆晖先生对中国画进入学院体制后形成的第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教学结构“三位一体”模式的形成进行了分析，使大家对作为普适性结构的这一教学模式有了更为客观的认识。处于教学一线的无论是老教授还是青年教师，都对中国画教学的改进给予了理论或实践上的启示。洪惠镇先生建议大国崛起中的中国画教学分为“现代文人画”、“现代院体画”、“现代派中国画”三个工作室，以更好地保护和抢救正在消失的传统。南昌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李夏教授对现有写意人物画的课程现状，提出了改进的设想，提议加强临摹、默写和书法的训练。西安美术学院副教授李才根先生通过分析中国历史上山水画教学的三个经系统和两个子系统：范华原模式、王原祁模式、刘国松模式、黄宾虹模式和吴冠中模式论述传统中国画传承方式在中国画教学中的重要性。来自天津财经大学的李振先生则以“超越手艺”为题，提出中国画教学中的素描教学起于技巧但不终于技巧的看法，对当代中国画教学中的素描教学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南开大学文学院艺术系主任赵均副教授对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的中国画教学理念进行了阐述。西安美术学院年轻教师高海平也对西安美院刘文西工作室的《壁画临摹与艺术考察》课程教学的新探索在论坛上作了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