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做完《现象与影像》录像展装置之后，1997年我们又在北京的中央美院画廊做了一次“中国录像艺术观摩”，以单屏纪录片为主，那次就有更多人参加，杨福东、赵亮、胡介鸣都在。这两个展览办完后我就成了“组织部长”，国外开始关注我们，很多媒体艺术节邀请中国的作品过去放，又想省钱，就只邀请我一个人到现场，其他每个艺术家每人发50欧元到100欧元的播出费。国内的年轻艺术家也开始寄自己的作品给我。我们就开玩笑说“中国录像艺术协会”成立了——陈绍雄现在还经常“羞辱”翁奋：“你参加协会还是我推荐的。”因为当时翁奋蜗居在海口这种边缘地方，我们这边成了他唯一的通道。

1998年我带一批作品去参加柏林艺术节，那应该是国内第一次。艺术节上已经有很多三维生成、甚至网络艺术的东西，CD-ROM互动光盘都已经成为一个专题单元，但整体还是叫录像艺术。播放的时候观众总是稀稀拉拉十几个人。有一次我在台上介绍中国录像艺术的情况，台下坐了四五十个人，已经很多了，但我发现他们全都是各个媒体艺术节的负责人，根本没有圈外的观众。我一讲完他们就围上来递名片，说我的媒体艺术节在明年二月份，你也帮我挑些作品……就这样，我带着一批作品在各个媒体艺术节巡展。

媒体艺术就像在已经边缘化的当代艺术里面又另立山头，有自己的文化英雄，不走威尼斯双年展这种官方大展系统，也很少走美术馆系统，与当代艺术若即若离，获得经费的途径也不一样。艺术系统主要是靠博览会、拍卖、藏家收藏，媒体艺术则是另外的路子，比如ZKM的媒体艺术节与瑞士一家电视台合办，电视台每天播一部参加艺术节的片子，给艺术家付播出费。德国有一群艺术家就靠这种方式过日子，拍一部片子出来赶五六十个媒体艺术节或地下电影节，每次拿一两百欧的播出费，加起来也是一笔收入，偶尔才有一件作品被收藏家高价收藏。

1998、1999年我一直在带作品巡回，后来觉得挺没劲的，这一套系统里没有多少深刻的交流——你寄去录像带，他们在那边播一下，稀稀拉拉鼓鼓掌，录像带寄回来给你，给你一笔小钱，我还得负责分给宋冬五十欧、杨福一百欧……太不好玩了。1997年后国内到处在谈DV革命，有很多策展人跳出来做影像艺术节，我这个“组织部长”就干脆退休了。2004年，美国一对做新媒体艺术收藏的夫妇在上海美术馆办展览《聚焦》，开幕式演讲说到张培力是“中国新媒体艺术之父”，我正好和王功新站在一起，就跟他开玩笑说“那功新你就是新媒体艺术之叔叔，我就是新媒体艺术之舅舅了”。

我们早期做录像也有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因为当时中国的当代艺术还是很“地下”，总是被查封。我们会讨论当代艺术的国际接轨和公共性的问题，我觉得公共性的本质就是合法化，让中国老百姓能很自然地接触当代艺术。因此切入口肯定不会是行为艺术，而是新媒体，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管姓资姓社都要搞这一套东西。你看奥运期间张尕和李振华也在中国美术馆做了新媒体的展览，说明它很容易被官方接纳。所以新媒体艺术既是当代艺术，又最没有当代艺术的意识形态色彩。